锁罗盆有“香港最神秘村落”之称，路途遥远且“很不就脚”，所以尽管风景优美，到过的人不算多。这个圣诞假期，笔者与一众好友乘搭锁罗盆村长黄庆祥的“锁罗盆村私家飞艇”，潇洒走一回。
登陆上世纪60年代政府兴建的简陋码头，村长给我们导赏他童年印象中的世外桃源。在海岸堤坝后面有大片红树林，“以前这里是可以种植农作物的咸田，因为田野弃耕，才变成茂盛的红树湾”。
堤坝通常用以储山塘水，但在锁罗盆却是为了阻挡涨潮的海水冲入农田，变成围海造田。登岸之后有一条细窄的英泥路通往村口，在这荒山野岭泥路蜿蜒中显得有点“先进”。这条路是1958年嘉道理农业互助会捐建的，以便推木轱辘车的村民把农产品运往沙头角墟市。
问为什么不把村庄建在海边，每家每户都可享受香港人最喜欢的“无敌海景”。村长说，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客家人四海为家很重要的原因是避世，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岁月。旧时候物质贫乏，没有吃的就出来抢，所以香港水域海盗猖獗。村民把屋舍建在离海边二十分钟路程的森林中，正是为了避开四处航行的海盗。
锁罗盆是“三无村”，村长介绍说，“无水、无电、无公路”，长期以来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最繁盛时期该村六、七十户，逾三百村民。“客家妇女真的顶半边天，平时除了包办家务，养育子女，还要驭牛犁田，春耕秋收，上山砍柴割草。男人出海捕鱼或出外谋生居多”。
锁罗盆与新界其他村庄一样，大致上经历三次出国谋生潮。村长的曾祖父远赴巴拿马，“挣的是美金，所谓的金山伯，当年寄回乡就很好用了”，第二波是赴婆罗州，也就是客家人常说的下南洋，“但不是很成功，仅仅是揾餐食”。第三波的高峰是在上世纪的60年代。当时欧洲劳工短缺，大批新界客家人赴英国或辗转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当时一英镑兑十六港元。虽然挣得也是辛苦钱。但每月汇款十英镑回香港，老婆子女的日子就好过很多”。
崇文重教是客家人的传统。在这么偏僻的山村，还有一个掩映在凤凰树下的学校，名字叫启明学校。“只有一个班房，混合教一至三年级，一个老师一脚踢，什么都教，但最高只能上到三年级”。如果要“继续深造”，唯有翻山越岭到荔枝窝，甚至到沙头角寄宿上学。
六十多岁的黄村长述说，父辈以前都是客家话上课，但在他印象中，老师讲的是上海话。 笔者听罢颇为惊讶。但1949年前后，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江浙沪人士南下，散落在香港谋生，也不奇怪。
锁罗盆村都有留下族谱，记录世代香火延续的谱册，是客家文化最珍贵的传统之一。但笔者走访过的许多香港客家村，确实有些都没能留下族谱，究其原因 ，一是走避乱世而遗失;二是宗族开枝散叶之后，有些支系没能及时记载;三是有些世代栖居深山老林的隐世客家部落，识字不多，写族谱也就无以为继了。黄村长表示，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宗族的“树”按辈份搭建起来。但这并不容易，尤其是许多已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村民，“自己都说不清楚”但都会尽力而为地去做的。
村长说，锁罗盆村有大约三百多年历史。开基祖是黄维兴，明末官拜都督，领兵万馀人、驻守永安县，于清朝灭明朝后，遣散官兵，携眷避走他乡，于红石门上岸，辗转于珠门田落脚，同梅子林，即荔枝窝村祖先合作于荔枝窝开村，直至第四代开始，因人口增多，遂向右边的锁罗盆发展，只留下一房人继续在荔枝窝生活，所以祠堂也座落于荔枝窝，其前三代的祖先也安葬于荔枝窝一带，好似一世祖维兴公便安葬于吊灯笼山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