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以后，改革开放后人口管理政策的松动，让中国城市人口从1.73亿猛增到5.7亿人。大量农村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创造了世界移民史上一个“奇迹”。
对于上海，开埠后迁居至上海的移民数量，早已超过世居于此的本地人，来自江苏、浙江两省的人数更占到总人口数80%以上。
改革开放后，迁徙不但没有停止，而是更加频繁、更加多元。改革开放后扎根在上海的外地人，被称为“新上海人”。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归纳说，“新上海人”既包括原来的上海市民、也包括移民进来的上海人；既包括年纪较大的上海人、也包括以“小资”自居的年轻人。
经济学家吴晓波将改革开放30年称作“一段不可复制的岁月”：混沌、然而暗示了各种新的可能性。对上海而言，20世纪80年代后加入的这些“新上海人”，就是这段“岁月神话”的主角。他们怀着各自的梦想来到上海打拼，或实现理想、或失意流离、或陷入彷徨，并最终各自离去。
只有上海，经历时间洗刷之后，一直还在。
蓝印户口一代：我想做个上海人
用今天的定义，彭晨阳就是一个“新上海人”。但他此前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真的会成为上海人。
1987年，出生于无锡的彭晨阳考到上海的一所大学。尽管无锡有“小上海”之称，18岁的他还是发现了“小上海”与“大上海”的差距，选择离开家乡到上海去。他在这里读完了四年大学。此时的上海，却未免有些落魄：改革开放头十年里，这个一度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的大都会，一度成为“被遗忘的地方”。
1990年春天，彭晨阳将近毕业时，上海市宣布市区居民每人供应粳米5公斤（比原供应量增加1公斤，年糕2.25公斤（收粮票1.5公斤），食油0.75公斤（比原供应量增加0.5公斤），食盐0.5公斤，豆制品每人增加0.09元。而当时其他绝大部分地区，“食物配给制”仍在进行，到1993年初，粮油购销才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但这些与彭晨阳都无关。在国家分配原则（计划就业、计划分配、职业终身制）下，普通大学生只能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这一年，上海市政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选留了2600非上海籍大学生在上海工作，但彭晨阳不在其中。
按照常规的路径，他应该试图努力工作，或者走走关系，重新在体制内寻找到留在上海的途径，但这样的路“难于通青天”。
毕业后的彭晨阳，被分配到无锡一家工厂工作。但他格外想念上海。
回到无锡不久，上海就宣布了开发浦东的宏图大计。彭晨阳决定借此重返上海滩。没有户口，没有档案，在仍是一片荒郊的浦东，他找到了一份工作。3年后，他所在的上海合资公司需要他长期稳定地在公司工作，为彭晨阳申办到了“蓝印户口”。他的“蓝印户口”编号是“NO.1”，为此他日后常常成为中外记者的采访对象。
改革开放之初的上海户口，其诱惑力不亚于到其他国家“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据后来公布的数据，2002年底上海市终结蓝印户口政策时，共有4.2万余人最终获得了蓝印户口，其中超过88%为购房类，投资类10%，聘用类不到2%。冲着这个户口本，外地人在上海房产市场投入的钱高达100亿。
“蓝本户口”时代终结后，上海开始试行“引进人才居住证”制度，但门槛相当高，27万申请者中，只有不到3000人符合条件。而按1990年那会的规定，“蓝印户口”持有者，5年后就能换成上海正式居民户口。1994年，彭晨阳和其他8个首批获得“蓝印户口”的人一样，或因供职于上海企业、或在上海投资购宅，成为了这里的第一批“新上海人”。
他终于留在了上海。
淘金者杨百万：普通人也想发财
就在彭晨阳为获得“蓝印户口”而高兴的那一年，另外一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工人，则因被聘为沈阳财经学院金融学教授同样感到高兴。
他的名字叫杨怀定。如今，他更为人熟知的称呼是“杨百万”。20世纪80年代，他还只是上海铁合金厂一个普通职工。1988年，他因为被厂里怀疑是铜材丢失的责任人而突然辞职，虽然后来证实跟杨怀定没有关系，但受了一肚子气的他决定不干。
杨怀定辞职的那一年 （1988年）4月21日，上海开放国库券买卖。当时全国各地仅有几个城市开放国库券买卖，但价格不同，因此只要有价差就能赚到钱——杨怀定的“第一桶金”正是这么赚回来的。
他把从合肥买进10万元的国库券倒给上海的银行，前后三天获利2000元。一个月内，杨怀定跑遍上海以外的其他6个开放国库券买卖的城市，其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他一人就占去1/7。杨怀定成了中国第一个“靠资本市场发财的普通人”，也因此赢得了“杨百万”的称号。日后他身家早超此数，但人们仍然习惯以此称呼他。
对绝大多数投身资本市场的人来说，也许只记得1992年5月21日——这一天，上证指数在翻了一番。整个上海都陷入了疯狂状态，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办公室都在谈论股票。当时新流行的民谣是“万元不是户，十万算起步，百万是小户，千万是大户。”
此时的杨怀定，已是不折不扣的大户，上海滩再度成为新一代投资者的“冒险乐园”。然而杨怀定的发财路，似乎“只能复制、不可粘贴”。
杨后来在2002年出版的自传《做个百万富翁》中回忆说，当年其“第一桶金”的消息来源正是万国证券的操盘者管金生，管将1988年国库券准备不久后上市的消息透露给他，并授权杨百万以万国证券代表的身份四处收购国库券。
管金生时年41岁，与时任申银证券公司总经理阚治东和上海证交所的尉文渊并称上海滩金融界的三大“猛人”，后来因上海万国引起混乱而锒铛入狱。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资本市场，既诱惑、又疯狂，它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象征，也是个人致富欲望的一个缩影。
1997年8月15日，国务院决定，沪深证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上海证交所的历史由此发生重大转折。作别“猛人”，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将上演一轮又一轮的悲喜剧，股票行情成为中国民众最热议的话题之一，很多人开始借钱、凑钱投到股市，希望一夜成为百万富翁，“全民炒股时代”正式来临。
当时《澳洲日报》在一篇报道中将上海称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加速器”：在浦东，你甚至可以感觉到银子在街道中流淌。也有人说，正是市场经济、放开搞活、证券市场和发展第三产业政策，重新激起了上海人作为“经济人”的聪明才智和人格心态，从全国各地到上海“淘金”的这一批“经济人”，构成了“新上海人”的底色。
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股市几经浮沉，同时代大户零落成泥。只有“杨百万”依然活跃于证券市场——通过博客这一新载体，他还在为一代代新的“淘金者”指点迷津。
外来者廖信忠：像一个上海人一样生活
“台湾掀起了一股‘上海热’，市面上出现一堆与上海相关的书籍，教你怎么在上海买房子，怎么在上海做生意，怎么在上海生活等。媒体也开始讨论上海好在哪里，开始大力宣传上海，所有有关上海的资讯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前进上海’成了新显学。”
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青年廖信忠，在自己2009年的畅销书《我们台湾这些年》里，津津乐道2000年台湾掀起的“上海热”。据说这股“上海热”是从一位失败的台湾商人陈彬引发的，他曾经是在上海“淘金”的商人，后来将自己做生意四面碰壁的故事写成了书。
1990年初，和内地不少有志青年一样，陈彬也闯荡到了上海滩。他在这里开过面包厂、连锁店、火锅店、不锈钢工厂，最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两三万，最惨的时候一天内直接关门。与他失败的生意相比，他失败的经历反而成了“最赚钱的生意”，他的书——《我的上海经验》再版达28次之多，打破了台湾出版界的纪录。他顺势而为，写下了第二本畅销台湾的书《移民上海》（有数据称，移居上海的台湾人最多时达到了50万人）。
有人总结，台湾人的“上海掘金潮”，经历了“散兵游勇”（1992年前）、企业家、创业家的“冒险乐园”（1995年后）；受台湾上班族青睐的新工作地（2000年后）三个阶段。
事实上，不只是台湾人，连外国人都对上海也“趋之若骛”。数据显示，上海常住和暂住的外籍人口在2009年达到近50万人。在浦东的15万常住外国人中，日本人最多、其次是美国人、韩国人和法国人。而在20年前，办理签证来到浦东的外国人只有不到3万，更别提常住人数了。
2002年，澳大利亚小伙子杰森?波汉在其所居住的小区浦东仁恒滨江园出任居委会委员，成为“小巷总理”的一员，看起来小伙子干得不错，第二年浦东区干脆把他选为了浦东新区的“十大杰出青年”。
移民上海，不是难事，但是留在上海，却是一件难事。作家马原说，“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吸纳了大量的移民，这一点很像美国。严格地说，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正如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一样。”
上海，会是下一个美国吗？定居在上海外来人，时常困惑自己的身份——我们到底算不算“新上海人”、我们真的属于这里吗？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答案。
廖信忠的答案看上去是肯定的。他把自己的生活状态描述为“去台湾，回上海”，曾经为爱而来的这个台湾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说，自己要“像一个上海人一样生活”，听周立波的清口，吃清淡的本帮菜。
《上海传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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