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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三井“综合商社”模式 化解危机领跑行业

  2009年02月05日  来源:英才

  300多年来,三井不但成功地化解了一次又一次危机,而且几乎一直在日本甚至全球的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在这个全球经济衰退的年头里,日本企业一再被拿来当作危机管理的典范。的确,在日本顺利渡过20世纪40年代的二战、70年代的石油危机、90年代的金融风暴、至今仍健康发展的企业不在少数。三井财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300多年来,三井不但成功地化解了一次又一次危机,而且几乎一直在日本甚至全球的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20世纪90年代,三井物产(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一直在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位列前10,其中,在1993年曾排名第一。2003年后,由于将一些重要部门进行独立核算,三井物产的排名迅速下降,在“2008财富500强”中,三井物产仅排名140位。但实际上,500强中的其他很多日本公司,比如丰田、东芝、索尼、石川岛播、王子制纸等,都是三井财团的成员企业。

  而在中国,四通、宝钢、上广电等著名企业也都与三井财团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三井氏家规》

  三井高利的子女们很好地遵守了父亲的遗训。

  三井财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73年。虽然14岁就开始帮助父亲打理生意,但直到这一年,51岁的三井高利才在江户(今东京地区)开设了一家名为“三井越后屋”的和服店。

  虽然起步很晚,但经验老道的三井高利很快依靠自己特有的“越后屋商法”——低价不打折、小量商品销售等在当时颇为创新的做法,让这家小小的和服店逐渐演变成日本第一家百货公司——“三越百货”。三越百货一直到今天仍然生机勃勃,并在2008年4月与伊势丹百货合并,成为日本第一大百货集团。

  “越后屋”成立10年后,营业额已经有了5倍的增长,为了管理资金,三井高利又开设了一家名为“三井银两兑换店”的“两替屋”(从事货币兑换业务)。兑换店本来只是作为和服店的辅助机构,后来也发展成了鼎鼎大名的三井银行(现已合并为三井住友银行)。

  到1688年,三井家族已经在江户、京都、大阪这三个曾经的日本古代都城拥有了11家店铺,成为“横跨三都”的富商。

  三井高利共有11个儿子和5个女儿(其中有4个早逝、1个是养子),为了让这么多子女齐心协力发展家族事业,三井高利在去世前撰写了一部《三井氏家规》。目前,这部家族文献被当作日本重要的历史资料保存在东京大学内。

  其实,《三井氏家规》的内容并没有多么特别,无非是教育子女要团结:“独木易折,成林难摧,汝等要和睦亲厚,共图三井家运昌盛……同族绝不可相争”;要节约:“严禁奢侈,厉行俭约”;要尊重家长:“各分家于一族中共举一年长者,称为老分,为一族之首领,各分家家主凡事要听老分之命”;要懂得取舍:“生意场中,须知适时抽身放弃”;比较特别的是,虽然三井高利自己并未做过多少海外贸易,但他看到了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并在家规中留下明训:“须开长崎路,做异国生意。”

  幸运的是,三井高利的子女们很好地遵守了父亲的遗训。

  在父亲去世后不久,三井兄弟之间就在家规的基础上达成了进一步的家庭协议:“在兄弟们的有生之年,家族财产将永不分割,全做企业发展之用。兄弟当中,如对事业资产有所要求时,则根据长子三井高平的判断予以处置。”这份“分家不分业”的协议保证了家族生意的完整,并为三井财团今后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长子三井高平颇有商业天赋,在继承家业后不久,就遵循父训,开始“做异国生意”,打开了三井国际化的道路。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明治新政权与德川幕府的争斗中,三井家族帮对了人,为新政府提供了不少帮助。新政权获胜后,作为报答,三井家族掌管了政府资金的出纳和汇兑,并以此为基础,开办了日本第一家私人银行——三井银行。此外,三井家族还获得了发行“三井票”的垄断特权,又从政府手中廉价购得了一大批工矿企业……这些都对三井家族的发展意义重大。

  整个19世纪,被誉为“政商三井”的三井家族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

  新型家族企业

  三井旗下的各个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惠互利、共荣共生”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准则。

  二战后,日本“四大财阀”(另外三家是三菱、住友、安田)均被美国占领当局强行解散,三井集团被分割成170家小公司,一度发展缓慢。直到 1952年,在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商社培植措施下,原三井系统的众多小企业又开始不断合并。到20世纪60年代,三井再次成为日本规模最大的财团。

  不过,此时的三井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族企业了。

  一方面,“养子继承”的现象在日本企业中很普遍。大多数日本企业家对事业传承的重视大过对血统的坚持,他们习惯将家业交给有能力的养子,或者通过招收“贤婿”的方法来传承家产。数代之后,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往往已经跟最初的创始家族没有太多关系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养子”或“贤婿”是对企业更为忠诚的职业经理人。

  另一方面,当时的三井财团资产总额超过百万亿日元,雇员近24万人,核心成员有20多家优秀大公司,都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其中名列世界500 强的不在少数,涉及粮食、机械、能源、纤维、物资、金融等形形色色的领域。这样庞大的系统已经不可能再依靠自然人的血缘关系来维系。多年的实践得出结论,成员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共同投资、人事互派是维护三井财团共同利益的有效手段。尤其是人事互派制度——一个商业领袖鲜明的管理风格常常会让他领导过的企业之间产生某种内在的联系。

  最著名的例子要数土光敏夫了。这位日本商界的传奇人物据说是海盗的后代,曾经凭借强硬的手段使三井旗下的石川岛播磨从濒临破产一跃成为日本工业企业50强之一。因此,1965年,当三井旗下的另一家公司东芝处于风雨飘摇的危难关头时,土光敏夫是第一个被想到的救火队长人选。这位时年68岁但精力充沛的老人被任命为东芝社长。事实证明,土光敏夫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东芝这家历史悠久的大公司的问题所在——“它不是在经商,而是在做官”,并且成功地带领东芝走出困境。

  高级职业经理人在财团内部流动,在当时和现在的三井都十分普遍。100多年前,当丰田还是个制造纺织机械的小工厂时,三井物产为丰田佐吉设立了“井衍商会”、给他机会到欧美学习先进的汽车制造技术、为他提供快速发展公司所需的资金,为丰田进入海外市场打通通道……最终成功地把丰田汽车打造成了世界上最赚钱的机器。而被称为丰田“中兴之祖”的石田退三,早年也曾在三井物产旗下的商店工作。

  现在,“二木会”(总经理会议,在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召开,日语中星期四为“木曜日”)是三井财团的最高领导机构,由财团内26家主要大企业集团共同组织,定期聚会、互通信息、统一决策——东芝和丰田都是二木会的成员。

  虽然今天的三井财团早已不再是家族成员统治的帝国,但传统的家族文化在财团内部得到了延续。三井旗下的各个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惠互利、共荣共生”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准则,而《三井氏家规》则是三井财团保持繁荣发展的根基。

  “综合商社”模式

  综合商社是围绕着“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的,他们的目的是使整个产业协调统一发展,不让某个行业超常发展,也不让另一些行业掉队。

  三井物产是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综合商社。1949年,三井物产的前身——第一物产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数十年来一直是日经指数的重要成分股企业。

  三井物产并不拥有生产设备,也不直接从事生产,它的任务是调动全球的信息、人力、财力等各种资源,为财团旗下的各个企业服务,打通产业链,并帮助财团开创新的业务、进入新的产业。因此,三井物产有“产业组织者”之称。

  以钢铁行业为例。在澳大利亚、巴西等矿区密集的地方,到处可以看见三井旗下新日铁的标志;商船三井为各国的钢铁企业提供铁矿石的运输服务;而运输所用的大型矿砂船又由三井船舶制造……三井物产协调、贯通了上下游整个产业链,作为一个中介,它“既知道供应方的条件,又知道需求方的需要”,自然在行业内拥有了巨大的话语权。

  此外,由于三井物产很少做大股东,它一般只在所投资的企业中占5%-10%的股份,甚至更少,但它通常会联合旗下相关企业共同投资,而后者的投资往往是前者的好几倍,因此,三井物产又被业界称为“投资放大器”。

  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中很独特的一种模式。三井物产前社长上岛重二曾对综合商社有过一段精彩的说明:“为什么综合商社只在日本得以发展?因为日本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资源的国家,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由于没有资源,要发展成现代化工业国家,就必须依赖外国资源,把外国的资源运到日本、把外国的技术拿到日本,以此来发展日本的产业。而不管是购买资源还是技术,都需要外汇,这就必须把日本的产品卖到海外去……综合商社正是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们以整个世界为对象进行工作。”

  至于三井物产到底涉及哪些产业,可以听听一位三井驻中国代表的话:“除了毒品、武器弹药,其他所有的东西,只要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做。”除了众所周知的汽车生产企业丰田、电器产品生产商东芝、造船厂三井船舶、造纸厂王子制纸、三井矿山、三井生命保险、三井信托银行……甚至连日本主流报纸之一的《日本经济新闻》也属于三井财团——在创立之初,《日本经济新闻》是三井物产的“企业内刊”,时称《中外物价新闻》,为三井旗下的各个公司提供商业情报。

  不仅仅是三井物产,像三菱、住友、伊藤忠、丸红这样的日本综合商社几乎都是围绕着“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的,他们的目的是使整个产业协调统一发展,不让某个行业超常发展,也不让另一些行业掉队。这些综合商社为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将日本的经济模式称为“会社主义”,意思是说,整个日本就是一个大企业。而“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这类机构正是日本政府重要的智囊团。因此,不夸张地说,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的命脉。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曾有不少中国企业学习过日本综合商社的模式,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又都纷纷放弃。不知此次金融风暴过后,综合商社会否再次成为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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