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在丹麦读书、工作、生活已十多年了，因为他，我对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些被人们归为高福利的国家有了一些了解。
北欧被公认是为老人、儿童、残障人士等各种弱势群体的天堂，孩子若不想读书，父母并不焦虑逼迫，因为他们未来即便从事体力劳动，收入也足够体面。父母不着急，就不会给学校和教师施加压力，教育从业者也不会转嫁压力，通常对孩子提出要求的少、顺其自然的多。只有那些真正爱读书、有天分、愿意承受更大的学业压力和挑战的孩子，才会一直“奋斗”下去。
因为不可以随意择校，弟弟只能通过购买学区房来享受所在学区的教育。相对富庶的地区房价较高，居民整体受教育程度高，社区建设投入大，社区配套设施的质量、学校的氛围和教育质量相对较好。如果就读公立幼儿园和学校，不涉及任何费用，但是弟弟感到“幼儿园和学校不教什么，整天玩。”大侄儿读一年级，相当于国内的二年级（丹麦的小学从0年级开始）。只有上午四节课，午饭后孩子们就是在学校里自由地玩。没有任何考试，说放假就放假了。到七年级突然有了考试，学业水平高的孩子经过筛选离开社区学校入读相应的中学，其他孩子留在社区的中学继续读书。
如果想学到更多知识，学区里也有私立的教会学校，每个月需额外缴纳一千多克朗（人民币：克朗≈1:1.2左右）。对于物价水平很高的丹麦来说，这个花费并不多，不会因此有经济压力，但是学位紧张。读一年级的大侄儿如果想转学，可能得等到三四年后才有空出的学位。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老师会申请专门的老师来幼儿园或者学校做辅导，甚至提供一对一的特别课程。这些为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特别辅导也是全免费的。
去年，在我忙着办理赴丹麦签证的时候，侄儿所在学校里的老师们正在罢课。弟弟说，就跟在假期一样，家长们照常送孩子们去学校，老师们停止一切教学活动，只照看孩子。罢工的源起是丹麦政府认为孩子们的学业水平低下，特别是中国PISA排名第一之后，作为高福利国家感到压力，认为本国未来的公民们不具有竞争力。丹麦政府要求学校增加学习的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老师们认为，增加学习内容必然会加大教师的工作强度、难度，给老师带来压力，相应的，政府应该提高教师收入。政府不同意的结果是，老师们罢工了。
这是非常温和的罢工，老师安静坐在教室里什么都不讲，不抱怨不争吵。家长们不会直接质疑教师怠惰、师德水平低下、只爱钱不热爱教育事业。他们知道这是政府和教师群体之间的博弈，他们虽然关心，但是不会站在道德的立场当面批评教师，与教师冲突，或者站在教师的立场批评政府吝啬，去政府门前抗议。他们安静地送孩子去学校，等着双方商谈出个结果，等着一切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哪怕政府、老师之间有离异纠纷，也不会耽误对孩子的照顾和教育。
这之后，孩子们迎来了假期，反正没有期末考试，说散学也就散了。弟弟说，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孩子在学校还是会非常轻松。“国内的孩子整天忙碌紧张地学这学那，这里的孩子整天玩，我也担心未来他们是没有竞争力的一代。”
事实上，正是童年时充分的自由自主时光，无竞争、低竞争的学习和活动，造就了丹麦社会群体整体的温和友好，使人们的自我控制管理意识和能力得到充分健康发展。
当我们说到儿童本位和儿童中心主义时，其实是在说，在价值格序中，将儿童的需要放在首位，永远优先考量。这里当然包括儿童对安全感、归属感的需要，对获得新知的需要，在学业中获得掌控感和成就感的需要等等种种。
如果简单地把儿童本位、儿童中心主义归为当代教育哲学，把与之相对的教师本位、教师中心主义归为传统教育哲学，反身自省，我们其实是丢了传统也没真正落到现代。
我们平时较为提倡的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重视系统知识的学习，在实践中往往经不起细致考究。首先，我们并不确定那样盲目的教授练习是否真如所期望的那样夯实了基础，是否真的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准备，太缺乏相应的研究支持我们的行为。
其次，我们所说的系统知识正不断被更新完善，抱住不放的学科体系早就被重新构建。时下，多数家长和老师坚持的教育方式也给不了孩子多少养分，只一味用威权强制，一厢情愿自以为是地规训、进行“双基”训练，平白磨灭了儿童学习的热情。即便很多人极力主张满足儿童的需要、回应社会时代需要，但也和儿童本位、儿童中心主义沾不到边，因为他们缺乏对儿童需要的理解。
数百年现代教育哲学思想洗礼之下，即便是古典主义、要素主义这类传统教育哲学的实践者，也越来越强调和考量学习内容、学习方式的适宜性，思考如何在合适的时候，以儿童能接受的方式，提供适合儿童的学习内容，让学习者在获得基础知识、提高基本技能的同时，身心健康成长。
如此，更接近教育的本义——使自由具有真正的价值或使学习者有了真正有价值的自由，帮助学习者“远离其自己而又复归于其自己”，同时避免在这个过程中损伤孩子的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