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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读后感锦集

  《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是一本由蒲宇飞著作,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27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读后感(一):解读改革的一部力作

  伏案读罢宇飞友所著的《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改革推进机制研究》一书,唯有“如沐春风”恰以堪当。

  以这四个字概括我的体会,一是因为它回应了当前我国最重要的主题——“改革”。犹记三十五年前,小平同志南巡发表讲话,一时间全新的改革春风从南部小渔村吹遍中华大地,时光荏苒,但改革大幕拉开所激发的活力至今仍令我辈心潮澎湃。现在,我们的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期,用习总书记的话说:“今天的改革,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敏感程度,丝毫不亚于35年前。”一座大厦,根基已铸,建至一半时最能决定它是将崛起为摩天大楼,还是沦为烂尾工程。为了这座中华大厦的屹立,多少学者志士进行着思考和探索,宇飞这本著作无疑也是其中宝贵的成果。

  二是本书体现了我国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西方在制度经济学领域是领先的,但由于国情和基本的经济制度不同,想顺手拿来分析我国的实际经济问题,或多或少会发现有难以适应的地方。在这一方面,厉以宁教授的制度调整和弹性分析理论为本土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而宇飞这本书更是延续、丰富和实践了这一分析框架,为辨明当前宏观经济大势和分析国内具体的经济问题都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和一种较为严密的逻辑框架。

  三是在刚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了“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充分反映了中央对政策系统性、协调性的重视程度。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重在鼓励探索,鼓励试错。但在三十五年后,我们的试错成本已经很高,一方面要继续鼓励自下而上的探索,另一方面则要强化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协同推进。这本著作秉持了严谨的研究逻辑和分析范式,书中有很多精彩的归纳与概括,如:把当前面临的发展压力分类为经济发展压力、生态发展压力和社会压力;把我国制度中的薄弱环境和瓶颈因素,概括为:软性环节、刚性环节、错配环节、缺失环节;把关键的改革领域梳理为:增强所有制弹性、增强科技创新体制弹性、增加社会管理弹性、增强生态环境建设弹性、增强收入分配结构弹性、增强城镇化推进机制。这样,压力致使制度中薄弱环节的显性化,调整制度中的薄弱环节需要在关键领域的改革中打好“组合拳”,硬化软性环节、软化刚性环节、调整错配环节和弥补缺失环节。

  宇飞所著并不繁厚,但字里行间,尽显务实写作之风;于细微之处见真知,足见是经过了广泛而深入的实践后所感、所思、所著。

  《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读后感(二):对分权制衡机制的完美阐释

  蒲宇飞是我在北大学习时的学长,也是我在北大共青团工作时的领导。大学时代的宇飞师从厉以宁等名师,好读书、重实践、勤思考、善总结,是我们很多北大学生心中的楷模。宇飞毕业后进入国家计委,后转入国家体改办和国家信息中心,参与多项国家改革发展方面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多年来边工作边学习,笔耕不辍,成果颇丰。我则留美读博,专攻包括中国在内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和改革,毕业后进入金融界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的市场分析,对我国的改革进程颇为关心,因此也一直留意宇飞在体制内第一线的研究成果。前不久胜利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宇飞这本《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改革推进机制研究》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在各界正以短平快的方式纷纷解读三中全会决议的热潮中,宇飞这本书著作的前瞻性,建设性,深度及广度值得所有关心中国改革进程的人士的关注。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五年的成就斐然。从1980到2010,中国经济维持了30年平均10%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就已位居世界第一,人民生活大幅提高,已建立起初有成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但高速增长的势头显然不可维系,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降至8%以下,过去高增长带来的各种弊病已经充分暴露,表现在投资效率低下,科技创新乏力,环境成本过高,贫富差距过大。资本、信贷和资源的价格仍被过度监管和垄断所扭曲。地方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监督,腐败蔓延。社会阶层凝固化,权贵资本势力快速上升。国有企业愈发强势,民营企业生存愈发艰难。借用宇飞在此书中的归纳,当前我国的“发展进入转型期,传统发展方式难于为继;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重大体制瓶颈亟待突破”;“我国当前主要面临经济、生态、社会三个方面的发展压力。在这三种压力相互叠加,相互传导的作用下,制度调整的成本越来越高,改革越来越不容易”。

  但指出问题容易,提出一个完整的、建设性的、可操作的全面改革方案却是难上加难。相比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人们对于改革的迫切性也有普遍的共识,但彼时的改革方向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要让市场和价格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当今的改革目标多元,涉及政治、社会、经济体制的方方面面。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改革阻力主要来自不同的理念,当今改革的阻力主要是固化的各类利益集团。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可以用双轨制等办法照顾到特殊历史背景下国有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今天的中国,利益集团的特权财富未必来自于合法途径,因此很难用类似双轨制等办法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权益的同时推进改革。正因为如此,尽管诸多体制内外人士认为改革迫在眉睫,不改革不仅不能维持中国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会导致官民矛盾加剧和社会问题恶化。但在改革的细节、路径和方案设计方面,却少有共识。或是好高骛远,提出的方案不切实际,或是消极悲观,一味唱空来博取眼球。而作为一名体制内的官员兼学者,蒲宇飞此著作的价值就在于把重点放在寻找化解压力的路径上面,而这个路径就是发现我国制度框架下的薄弱环节和瓶颈因素, 解决这些环节的问题,治本的办法是建立分权制衡机制,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用他的话来讲,合理分权产生效率,有效制衡产生公平,合理有效的分权制衡体制产生繁荣。

  可喜的是在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宇飞的分权制衡思路在几个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一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分权制衡方面,《决定》明确提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物的管理。

  二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方面,《决定》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在我看来,政改是深化改革的关键之一,法治改革是成本最低的政改切入点,法治改革以司法改革为核心,司法改革的关键是地方司法独立,在现有体制下司法改革应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地方司法独立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反而能有利于党的领导。

  三是在国家和社会方面,这次《决定》明确提出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蒲宇飞作为在体制内第一线工作的学者型官员,多年来一直参与国家重要规划的起草,坚持实地调研来吸收地气,走访多国做跨国比较研究以博采众长,又坚持在北大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高等学府不断深造来提高理论修养。这本著作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之一,我相信这本讨论改革推动机制的书无论是对政策制定者,学者,还是对市场研究者来说都有很有高的参考价值。处于深水区的改革还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或许更需要诸多体制内外人士综合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顶层设计方案。在这个领域蒲宇飞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

  《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读后感(三):厉以宁:落潮已到涨潮时

  蒲宇飞是我的学生,今年5月他到我家里向我汇报工作学习心得时,我建议他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一本书。果然,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完成了这部《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改革推进机制研究》书稿,我感到很高兴。

  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两条主线。1978年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形势便是双重转型,即一方面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体制转型;另一方面则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成长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这是发展转型。体制转型与发展转型重叠在一起,重点要落在体制转型。中国正是一个身负这种双重转型任务的发展中国家,其中所经历的艰难,是史无前例的。改革的历程虽然艰辛,但目标始终十分明确:在体制转型上,我们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转型上,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进入现代化社会,使国家和人民走向富强,使和谐社会得以实现。在我们面前,还有一系列改革正等待我们去完成。因此,改革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因噎废食,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继续推进。气可鼓而不可泄,一旦中途停顿,便有可能前功尽弃、功败垂成。在改革的道路上,必须知难而进。拖延,只能使改革付出的代价更大、更沉重。本书在我关于转型发展和制度调整的启示下,提出了一个关于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的分析框架,一方面从经济、生态、社会三种发展压力的角度分析了改革的紧迫性,探讨了如何在压力下凝聚改革共识;另一方面从改革推进机制的角度讨论了如何为发展转型注入动力和活力。这部书稿的研究视角比较新颖,研究框架比较清晰,提出的一些观点也比较独到、深刻,从而有较大说服力。

  对于经济运行和改革的动力,我曾经有个比喻:一个人如果身体健康,一定是内在自我调节机制完善,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仍需要打针吃药。人既如此,经济也是同样,良好运行的前提在于内部机制的完善。但这种机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不断进行调整、创新、再调整、再创新,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体制的活力和发展的动力,才能保证新的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的出现。这种调整创新能力,就是本书所讨论的制度弹性。作者围绕如何增强制度弹性,提出要在四个环节“打针吃药”,即刚性环节、软性环节、错配环节、缺失环节,并分析了每个环节的症结和特征。同时,还提出了五种压力化解路径,即合作型分压、突破型解压、转移型缓压、赎买型减压、行政型控压,这相当于提出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具体策略。这些分析方法体现了作者的思辨色彩,我认为对广大读者一定会有不少启示。

  关于制度弹性,我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和《工业化和制度调整》(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两本著作中曾有过阐述。蒲宇飞在本书中做了进一步发挥。归根结底,客观经济形势既然不停地变化,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出现,如果制度上、体制上不相应地进行调整,一直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来应对,只会越来越陷于被动,难以解脱。因此,制度必须有一定的弹性。改革既是制度弹性的体现,也是赋予制度以适当弹性的手段,换言之,从刚性体制逐步转入弹性体制,是维护制度本身的必不可少的方式。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我认为必须从具有关键意义的四大改革入手,即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市场化改革、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四大改革是其他专项改革的前奏和前提,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令人高兴的是,作者在书中对上述四大领域的改革机制都有所涉及,例如,提出要通过建立分权制衡机制,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根据经济发展常态和经济危机状态,完善动态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在履行好底线功能的基础上,探索复合型城镇化推进机制;把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建立共建共享型收入分配结构。这些思路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作者多年深入了解和总结的国内外经验教训,以及近年大量实地调研掌握的一手资料,分析细致认真,建议也有较大的可操作性。

  一个经济研究工作者最可贵的品质,是从实际出发和善于独立思考。不从实际出发,仅仅从书本或纯理论分析着眼,不是陷入保守就是迷于空想;而不善于独立思考,就会失去判断能力,莫知所从。即以书中提到的六大改革为例,每一项改革都是意见纷纭的,有些还争论得相当激烈。这只有通过独立思考和从中国国情出发,才能找到真正可行而又见效的方案。蒲宇飞在本书中的许多分析之所以使我感到有意义,全靠他能从实际出发和善于独立思考。我相信他今后一定能在这方面坚持不懈,做出新的成绩。

  蒲宇飞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的。毕业后,曾供职于原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参与了当时一些改革方案的研究设计工作。到国家信息中心任职后,他先后参与了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专项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多年来参与政策和规划文件起草的经历,使得他对改革的进程格外关注,对改革的研究也相对比较系统。他在2011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期间对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史也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本书是他多年刻苦学习、勤奋思考、努力工作的结晶。我相信这样一本探讨发展动力和改革推进机制的著作,会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的欢迎和重视。最后,谨以我在1995年所作《七律:湖南邵阳魏源故居》中的两句,与作者和所有关注改革、投身改革的同志共勉:“世事沧桑君堪慰,落潮已到涨潮时。”《七律:湖南邵阳魏源故居》:“百年风雨耐人思,江水覆舟只早迟。可叹销烟几纸令,怎如颂德万家诗。狂澜力挽既无望,经史探微后代知。世事沧桑君堪慰,落潮已到涨潮时。”见《厉以宁诗词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27页。

  2013年9月22日

  《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读后感(四):改革的逻辑与制度的弹性

  体制转轨和发展转型,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重叠并压缩在较短的时空中,其中的艰难是史无前例的。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发展转型已进入攻坚阶段,改革也进入到深水区,一些重大的体制瓶颈亟待突破。但是,这一突破既需要更大的勇气知难而进,更需要高超的智慧科学驾驭。如何认识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如何把握改革发展的紧迫性,如何推进改革进程,是亟待回答的问题。蒲宇飞博士新著《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改革推进机制研究》,正是应这一现实要求而出版的一部新作,也是颇有见地、融理性思考和政策建议于一体的一部力作。我相信认真读一读这一新著,会从中得到一定的启发,多几分冷静和理性,少几分浮躁和狂热。

  此书新意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分析我国改革的理论框架。作者以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之间关系为分析框架,主要探讨了发展压力与制度瓶颈相互作用产生的变革需求。作者在对经济、生态、社会等三个领域聚集压力和目前制度存在的软性、刚性、错配和缺失等四个薄弱环节和瓶颈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从合作型分压、突破型解压、转移型缓压、赎买型减压和行政型控压等五种方式,提出了我国改革的策略选择,即对于有规则无执行和有执行无协同两种形态的软性环节进行适度硬化,对规则僵硬和路径锁定的刚性稳定、刚性复归、刚性强化三种形态的刚性环节进行适度软化,对表现为半市场化、半法治化、半透明化三种失衡失序等错配环节进行关系调整、重新配置资源,对表现为主体缺位、规则滞后、制度缺失三种形态的缺失环节进行补缺和重构。作者从历史比较分析中,区分了在压力给定情况下制度更替与制度调整的不同情况,指出制度更替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型过程,其行为主体是体制外异己力量,过程是革命的形式推进的,而制度调整则是在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同一制度之下由一种体制转变为另一种体制的转轨过程,行为主体是体制内的改革力量,其过程具有渐进性的特点。从历史比较看,一般制度更替表明制度弹性不足甚至形成束缚,而制度调整表明制度有一定弹性,但是为进一步发展提供的弹性不足。作为中国改革,其性质是制度的调整,基本内涵是在确保社会政治制度存在和延续的前提下,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刚性体制逐渐转变为兼容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具有弹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的过程是渐进性的改革,行动主体和推进力量主要来自民间力量和政府两个方面。作者从发展压力与制度瓶颈作用产生的变革需求,指出压力可能推动制度调整,也可能导致制度更替,制度调整可能化解压力,但制度调整不及时、不到位则可能制造压力,为此作者提出了如何在压力下进行制度调整的思路,并提出了分析压力规模与制度调整区间的理论模型。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尽管这一分析框架和模型是理论推理,但对改革实践却具有实践性的启发意义,因为我国改革是在问题倒逼(压力)下产生的,也是在不断解决问题(压力)中选择深化的。

  二是提出建立分权制衡机制增强制度弹性的治本之策。作者认为,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增强制度弹性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作者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中国分权的基本路径是:首先是中央向地方分权,其重点是完善边界清晰的科层结构,其次是政府向市场和社会分权,其方向是建立契约型、规范性的分权结构。作者指出,分权是有风险的,其风险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策略性选择、中央政府部门的有限理性,以及部分特殊利益群体的干扰活动。为此,要建立以中央政府的权威约束地方政府的策略性空间,以地方政府的执行经验矫正中央政府部门的有限理性,通过市场和社会力量约束政府行为,通过政府调节解决市场失灵和社会失序,以增强持久增长的动力。

  三是提出了我国当前通过改革增强六个方面制度弹性的政策建议。宇飞长期从事政策实务的研究者,其研究的立足点和落脚点是政策建议上,所以他从实际出发,就增强所有制、增强科技创新体制、增强生态环境建设、增强社会管理、增强收入分配结构、以及增强城镇化推进机制弹性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可供操作的政策建议。关于增强所有制弹性,核心是建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淡化国有企业“长子”情结和认识误区,软化垄断行业的刚性准入制度,进一步解决政企不分、国企管理行政化问题,同时要抓紧清理有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法规,硬化对民营经济的法律、政策支持,以避免所有制结构刚性化及其导致的资源错配。关于增强科技创新体制弹性,就是要把市场压力型创新作为第一动力,通过建立政府诱导型创新和市场压力型创新相结合的双驱动型创新机制,避免各地区产业同质化、低端化,降低创新的机会成本,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关于增强生态环境建设弹性,就是要改变单纯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环保模式,建立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相结合的环保分担机制,发挥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在保护生态、改善环境中的作用,以压解压,借助经济和社会压力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改变政府独立主导生态环境保护的软约束格局,建立共生型生态保护机制。关于增强社会管理弹性,就是要改变政府对社会实行全员、全过程、全面承担责任的传统刚性管理模式,建立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以公平创造、公共服务、公众参与、公民权益、公共安全与公民意识“六公一体”的政策为导向,形成开放包容、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关于增强收入分配结构弹性,就是要根据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经济周期,把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结合起来,理性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共建共享、动态调整的收入分配结构,推过稳定的政策设计兼得效率和公平。关于增强城镇化推进机制弹性,就是要避免以土地城镇化为核心的传统城镇化模式造成的资源错配,引导城市政府发挥好杠杆作用,建设好协商机制,以乐业、安居、生态城市建设为抓手,探索形成市场和政府、市场与政府相结合,底线功能与理想目标相结合的复合型城镇化推进模式。

  我国改革是在问题倒逼下展开的,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逐渐深化的。目前我国改革已进入到攻坚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呈现错综复杂、多样多发的特点,决定了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坚持底线思维,也需要深入的理论研究,通过历史的比较研究,总结我国改革规律性,还需要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的实证研究对策研究,以加强对利弊得失的研判把握,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与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蒲宇飞的新作,会随着改革的深化不断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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