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记得我去过北京，对所有人都这么说。我去过天安门，但忘记了门前还是门后。我在那里留下了一块伤疤，在我的鼻子处，只是时间久了印记淡了很多，不仔细看，你并不会发现它在脸蛋上的痕迹，时间似乎有意帮助我擦洗着伤疤，好的坏的。我已经不记得它的由来了，但一幅画面总是在睡梦中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在一个破旧的屋檐下，我跟哥哥，我满脸是血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是哇哇大哭，他的手指只有一丝肉丝连在一起，摇摇欲坠。我想这是发生过的，而我在北京两年里的所有记忆就是这幅血淋林的画面。我没有询问过母亲这幅画面的真实性，也没问过伤疤的由来。我倒希望这一切都是我在睡梦中的意淫，这足以证明我的想象力适合当一名画家，想毕加索那样艺术性。
1999年
我坐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所有的桌子，板凳都是自己从家里带过来的，旧的掉了一层皮。听爷爷说，它已经经过了堂哥堂姐的洗礼了，有知识的味道，我清楚的知道他是在胡说八道，因为除了一股陈旧的霉味我没闻到其它味道。而堂哥堂姐也早就跟着叔伯去了天津打工。在这么一个老古董面前，我并没有表达自己的客气。从它被搬进教室那一天我便决心好好修理修理它。我趁着课间偷偷溜进了老师的办公室，偷了几张崭新的报纸，找了个石块把它身上的仅有的几处漆料敲了下来，用报纸像包书那样裹了个严严实实。这令我很自豪，并在同学楠楠面前得意了几天。楠楠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她发育的很成熟，在我们还狗屁不通，连内裤都不穿的时候，她的脖子后面总能看到一根红色的吊带，我们觉得那很好看，也让她的胸部看起来微微隆起。她的眼睛更是水灵，声音常常成为我们模仿的对象。总之那会的她吸引着我们得目光。每天如此。可好景不长，纸终究包不住桌子，老师在第三天仔细辨认之后很肯定的问我这报纸是从哪里弄来的，我连忙说：“在厕所捡的。”还没等同学笑完他便拎着耳朵把我拖了出去，我的鞋在地上拖出了一道长长的印记。出了教室他二话不说就让我去厕所.我低着头小声说：“我能憋的住老师。”“我是让你去厕所再给我捡几张报纸，捡不回来，你就不用回来上课了。”他说着还要上来送我一程，却被我灵活的闪了开，一路跑向厕所。就这样我在厕所里待了一节课，里面的蛆都数了一遍。墙头上除了塞着的几张草纸什么也没有。报纸这种知识分子的至宝在这里又怎么可能出现呢？我不时后悔说错了理由。想着怎么找老师认错
放学后我独自来到了老师办公室。他像在等我似的。坐在那里看着不知何时又邮汇来的报纸。我刚开口说老师我错了。他便说我的态度不诚恳，有点虚伪。他那不拘繁文末节，直爽干脆的性格不但没有让我觉得尴尬不适。反而很是痛快。我突然用比刚才柔和的声音冒出了句老师我一会把报纸原封不动的揭下来交给你。说完后我就祈祷他说不用了或者揭下来也不能看了，反正就是不用我揭下来那几张磨破的报纸。可喜的是，他没再提报纸的事情，而是一本正经的教我做人，“不要偷鸡摸狗，不要这样，不要那样......”至今我都没有记住，但每次都觉得很有道理。
最后在那张和蔼的面孔下，他说出了最想说的话，让我每天去打扫他的办公室，顺便去校办公室给他接水。我对这样的处理很不满意，他耽误了我很多课余时间，我再也没法在下课时碰掉楠楠的笔再假装刚路过问这谁的笔，掉了。在她回答我时走到她跟前递给她了。
和我一样留到最后看着别人扬长而去的，还有大壮。因为同龄人中他最能打，故得此外号。他常常在放学后，领着扫把一个人孤零零的走向操场，那个破旧的连篮筐都断成两截的操场，是老师留给他的特殊待遇。每每这时我总能看到落日的余辉把他的身影拖得很长，他的头的影子都会不自觉的伸到我的脚下，可他本人却越发瘦小，直到消失在那个入口连一个影子也没留下。我时常为他感到委屈。因为他的每次受罚都与我们有着莫大的关联。每逢课间他都会被我们拉着出去打架，说是打架，无非是嬉戏打闹。同学们说是练手，以免受欺负。那时候每次放学，校门口都会有些拎着板砖三五成群的站成几队的人。嘴里叼着从教会旁的小贩手里买来的几毛钱的香烟。他们以抽烟嘴里能吐出烟圈为豪。并相互挖苦对方烟技太差。在这种背景下能打的大壮理所应当的挑起了我们班的大梁。经常在课间被我们十几个人一通乱打。我没注意过他的表情是喜，是怒，是期待还是不情愿。也没有人会去在意一个一直习惯被自己骑在下面的人的表情，更不会去试着洞察他的内心，甚至询问一下“可以吗”。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们坐在那“庞大的身躯”上，一上一下的寻求自己的快感。吵吵嚷嚷的等待铃声响起，一股脑儿的跑进教室。留下灰头土脸的大壮，呼呼地从地上爬起来，迟到、报告、被老师批评、在我们的小声中走向自己的座位。
大壮冤大头的模样至今令人难忘，而从那时起，我的一切便记忆犹新。
姚宇站在我面前头昂到了云里，“我长大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