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官逼民反
20、凭什么拿人家30万
苏万林“无功不受禄”没有收下周德顺的2万块钱，当然也没有答应他想要捷足先登占领有利地形的无理要求，周德顺很不高兴地走了。
临走，苏万林“不近人情”地把那两大包东西也塞给周德顺拿回去了，彻底断了周德顺想在苏万林身上打开缺口的念头。
周德顺有些愤愤。
周德顺走了，苏万林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炕头上，回味着周德顺刚才说的在苏万林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的“故事”。
苏万林不收2万元钱，在周德顺看来一是他胆小不敢要，其实内心还是想要的；二来是苏万林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知道很多地方都在用钱使鬼推磨。他不相信苏万林能让磨推鬼。周德顺就给苏万林讲了外面的真实故事，要让苏万林这个“榆木脑袋”开开窍，捎带着埋汰、糟践苏万林一番，期望能撬开这个“榆木脑袋”一点缝儿，钻进里面去撒点芝麻盐，调整一下苏万林的“口味”，让他跟上“时代步伐”，那样就可以办成自己的事了。
顺德县买官卖官盛行，只是没有“捐官”那么明目张胆，却也有明的有暗的，每个岗位都有“明码实价”。虽然没有“红头文件”一章一条一款地形成条文式的规定，顺德县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对“官位价格表”却已是熟记于心：副科级岗位5万元，乡镇长岗位8万元，乡镇党委书记岗位10万元，县直部委办局长（主任）12万元。其中，还有实权与非实权之分，油水不大的部委办局、地处偏远条件较差的乡镇，价码可以适当降低。“标的额”最终“无一幸免”地落入了县委书记、县长和主管干部的县委副书记及组织部长手中。
没有钱在顺德县的仕途上寸步难行。
“官位价格”是怎么“贯彻”到基层干部当中去的？
周德顺嘲笑苏万林这个问题问的太幼稚，简直是傻得可爱，谁还能大张旗鼓满大街象卖豆腐一样吆喝不成？满大街贴告示说我的官是花10万买的、我的官是花8万买的？真要是那样，即使老百姓不把你当精神病耍着玩儿，当地政府也得把你当疯子抓起来。什么理由抓人？泄露政府最高机密！
社会上流传甚广的一段顺口溜其实最早就出在顺德县，说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异地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不管周德顺说的是真是假，是普遍现象还是特殊现象，这位老兄却实实在在花了14万元，由一个穷乡的乡长摇身一变成了县民政局长。
县民政局长可不是轻易就能当得上的。顺德县第一任民政局长怎么当上的无处考证，有据可查的县民政局长最不济也是从乡镇党委书记角色转换过来的，还有县直大局一把手，有县委和县政府里部委办局的正科级一把手，也都曾经是响当当的角色。至于为什么要转换位置？那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民政局的油水就像姊妹河的淡水，想要多少有多少。所以，苏万林疑惑，正科级之间的角色转换为什么也需要执行“官价”？而且为什么还要多花了2万元？这个疑问一出口，就遭到了周德顺的嘲讽。
周德顺耻笑苏万林没当几天官怎么就傻了，还怀疑地问苏万林到底是怎么当的官。周德顺纳闷儿，在顺德县没有个五七六万的根本就不用惦记乡镇的副职，苏万林这么“傻了吧唧”的人怎么能当上乡里的副书记，何况还是“一马双跨”的副书记兼副乡长！
周德顺以为，天下乌鸦一般黑，锦河县也不是没有买官卖官的，而且听说价码也不低，只不过没有顺德县搞得那么张扬罢了，就像人的性格不同，有内向外向之分而已。不过，蔫萝卜辣心、不漏齿的狗咬人更狠，说不准锦河县卖官比顺德县更甚呢。
周德顺坚信，这年头决没有空口吃白食的，哪个当官的不是指望提拔干部率先“康”起来的，世上就没有不吃腥的猫！除非“二傻子”才看你的什么狗屁政绩，可“二傻子”那样的人也当不上官！更没有提拔他人当官的能力！苏万林百分之百也是“捐官”！
周德顺故弄玄虚地说，民政局长看似不起眼，既不抛头又不露面，但却是稍有“官场常识”的人都知道的“肥差”，给个空头常委都不换的位置。你一个常委一年下来能捞几个破钱？就说民政局管救济的小股长吧，那都得县里有人说话才能安排。一个小股长能有多大权利？说出来吓你一跳，哪年不对付个十万八万的。不知道吧，这个小小的股长每年至少也得经手百十万元的物资，你以为都按部就班地分配下去了？傻子！手指头松点缝儿，便宜娄叟地弄出去点物资还不得回来几万？榆木脑袋！
苏万林听明白了，那就是倒卖民政物资吃回扣。真是明目张胆，真是胆大妄为！
周德顺洋洋自得地说，全县200多双“科级眼睛”都盯着民政局长的位置，身子没坐上去却恨不得先把眼睛扎在那把“椅子”上，就连县委组织部的副部长、人事局的正科级副局长这么有实权的领导都在惦记着那个位置，你让领导怎么定夺？自然是要“货比三家”，既要有嘎嘎铁的关系，更需嘎嘎响的票子，两者之间后者起决定性作用。这年头，哪个“长”和领导的关系不铁？那是嘴上功夫，表面的，用嘴甜糊人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起决定作用的还得是票子或者“黄砖”。别听他们嘴上说“伸手要官的坚决不给，跑官的坚决拿下，买官的坚决处理”，那都是演员在台上演戏。那些大腕影视明星、歌星哪个说自己走穴了？可他们又有几个不是少一分钱都不出场的？这就是演戏。专业的文艺演员在演戏，有生杀大权的官员就是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叫政治演员，同样是在演戏，而且演技还远甚于文艺演员。
近些年来送礼又“进步”了，且不说“信封”落伍了，“档案袋”也退居二线了，没谁用信封装点钱、以送文件为名夹带点票子那样的傻蛋了。你想想，以自己没有多少文化看不懂古迹为名，拿古董和名人字画请领导“鉴赏”，岂不比直白地点票子婉转的多？对领导而言更安全的多？你以为那些领导真的把那些古董和字画存在家里？大错特错！他们有的是办法变现！
古董变现、字画变现那是领导的事，犯不着我们费心劳神，那事跟男女之间的事是一样的，无师自通。从古到今，哪个“办事”用的着师傅教了，不都娃娃生了一串串的？
周德顺说，为了民政局长的位置，他还花3万多买了一幅当今名人的“小”字画，其实是花了17万才当上的民政局长。
苏万林听得直咋舌。
周德顺嗤笑苏万林，17万也好，27万也罢，只要你投得出资，不出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的。
苏万林一惊，那不是……
周德顺很轻松地回答，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个人能有多少钱进贡，我不想多吃多占，但是最起码得收回投资吧？！谁能傻到做赔本买卖啊。没看电视上那个广告吗？人家那个广告词说得多好——“不到半年，本儿就全回来了”。
悲哀，真是悲哀。
是谁的悲哀呢？
苏万林痛苦地捶了捶脑门。顺德县的党组织怎么了，顺德县的领导干部竟然把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当成了一个个的经商柜台，赫然把一顶顶“帽子”贴上了标签，明码实价出售。更恶劣的是，这些“帽子”还可以进行拍卖，可以讨价还价，只不过这种讨价还价不是要少花钱，而是竞相提价，可以追加价码，这不是实实的拍卖行拍卖又是什么？！
如此说来，顺德县委县政府哪里还是一级党的组织、一级人民政府，不是“转业”办企业了吗？县委县政府“转业”搞“拍卖行”，拍卖行岂不要关门大吉？
得不到“拍卖品”的垂头丧气，抱怨自己手太短了，装进兜里的“有形资产”太少了，以致临场叫阵相形见绌不敌对手，暗自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钞票。怎么争取钞票？山人自有妙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领导也是人民的一份子嘛。
得到“拍卖品”的自然喜气洋洋，庆幸自己先下手为强，早早攒足了购买“帽子”的铜板，不至于临时抱佛脚。至于亏库部分根本不是挠头的问题，堤内损失堤外补，“账”是必须平的。怎么平？可以走老“公”账的地方有的是！乡镇怎么办？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担忧，乡镇机关半年多没发工资了，乡镇领导缺钱花了吗？随便找个理由，找个借口，出台个土政策，农民就会乖乖地把白花花的银子拱手送上门来。
农民不愿意？不愿意怎么了，一样得“照章纳费”。什么理由让农民纳费？笨蛋，都说是农民自己的土地，自己种的庄稼，你收割不？收割吧，好了，一亩地收500块的“收割费”！你敢不交吗？
呜呼！苏万林听得后脑勺直冒凉风，这不成了土匪，成了搜刮民脂民膏了嘛！这和过去的国民党又有什么两样？！
周德顺问苏万林，每年有多少进项。苏万林懵懵懂懂地回答，每年13个月的工资，2万元出头。
周德顺怀疑地质问，就没有其它的进项了？
苏万林实打实相告，有，无非就是偶尔可以抽点不花钱的烟，喝点不花钱的酒，仅此而已。
周德顺更加不解地问，那我白给你的2万为啥不要？
苏万林摇摇头，你那可不是白给的，那是用老百姓的30万元换的。换种说法，就是让我从老百姓兜里掏出30万装进你周德顺的兜里，你再从中抽出2万装进我的兜里，你等于一分钱没掏凭空进项28万，我好赖不计还动了一下手，上老百姓的兜里去掏了一把，而且不是小数目，整整30万！动一下手的“劳务费”2万，名义上还是你周德顺给的！其实，我俩谁都没出“劳务”，却一个得到了28万，一个得到了2万。不说谁占便宜了，这也是明显的分配不公。可老百姓跟谁说去，我们凭什么拿人家30万？人家嘴上不敢说，心里不得骂你八辈儿祖宗啊，有朝一日不得掘你家祖坟呀！话又反过来说，县委让我来新民乡只交代了一个任务，就是让我想千方设百计往老百姓兜里装钱，没告诉我要从老百姓兜里往外掏钱！
苏万林暗自庆幸，多亏了这样的地方只是个例，只是极极少数，还不至于酿成官逼民反的惊世之案。可是，有朝一日顺德县的“李自成”真要造起反来，也是很难收场的啊。
苏万林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沦落”到那个县，否则，就凭他每日“黑白颠倒”地爬格子，什么时候能“爬出”那几万、十几万来？没有那几万、十几万，纵有上天的本事也没人给你架梯子，如何能有现在的副书记兼副乡长？可能至今还在农村小学校横平竖直地教一年级学生写字哪。
21、和珅造反
苏万林高中毕业就一步到基层了。回到了那个他有些望而生畏的小山村，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拿起锄头，拎起头，蔫头耷脑地跟随着父亲修理地球了。他没有关系，没有路子，更没有钞票；进不去企事业单位，更进不去机关！就是有钞票他也不会送给能为他换取好工作的人，他想圆大学梦。
大学与苏万林只有一步之遥，他已经踩到了大学校的“门槛”，可是只能眼睁睁地可怜巴巴地站在“门槛”上羡慕又妒忌地看着别人走进大门。他只有看的资格，没有进入的“通行证”。
这年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别说想当官需要用钱，上学离开钱照样玩不转。正儿八经考上的大学，一年也需要五六千块钱的学费，加上杂七杂八的费用，一年咋说也得万把块钱。这钱对于富裕家庭来说简直就是轻松加愉快，顺兜里就掏出来了，可对于苏万林家来说，就是把箱子底都掫开也见不到几百块钱。富人穷人就是两重天，富人家的孩子考不上大学不怕，可以花上五六万块钱买个名牌大学的“入门证”，每年多交上几千块钱，当“高价大学生”。四年后照样一个名牌大学生就诞生了。至于他有多少真才实学，鬼才晓得！
如果“高价大学生”能有真才实学，恐怕世上就出不来那句嘲讽大学生的段子了：有文凭没水平，有学历没能力。
苏万林有上大学的梦却没有上大学的钱，高考入围本科线却只能泪眼婆娑地看着同学们欢天喜地扑奔着自己向往的大城市而去。
省重点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被攥出了水，那是苏万林眼里悲伤的泪水、那是他嘴唇上自己咬出的血水。他恨，恨自己的双亲没有能耐挣不到钱，无力供养他上大学；他悲，悲自己投错了胎，为什么不降生在一个有钱人家；他恼，恼没有一个三亲六戚，父母都是独生子女，恼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为什么就不能多生几个叔叔大爷姑姑舅舅帮帮他；都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可家里没有众人、左邻右舍也是穷得叮当响、炕沿当饭桌、强巴火的过日子……人家自己才穿了一条短裤，上哪儿给你一条可以遮住脚面子的长裤？纯粹是痴人做梦！
对于上大学，他是彻底绝望了。可是，心底里另一个梦想却随着大学梦的破灭而升腾起来了，他要参加自学考试，在家门口上大学；要当作家，把自己的真本事亮出来。他清楚自己半斤八两到底有多重，他更坚信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高玉宝没有文化都成了作家，我好孬也是正规的高中毕业而且是凭着真功夫考上的大学，至于大学上与没上则另当别论了。
苏万林翻出了全部家底：中学时代有感而发撰写的散文、诗歌，足有200多篇。
白天，苏万林下地干活；晚上，小屋里的灯光长明不息。他在生产新的作品，他把苦恼、怨恨全部化作激励自己的底气，要独自闯出一条路来，哪怕这条路上布满了荆棘、扎的双脚鲜血淋漓也要闯过去。
高中毕业生当小学教员还是绰绰有余的。苏万林干了一个月的农活就被村委会主任朱大闯相中了，扔掉了他手上的锄头，告诉他立马去村小学报到，当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也是村里一顶一的“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却也是风吹不到雨淋不着，苏万林好歹心理平衡了一些。
当上了教师，苏万林也没忘了“正事”，散文、诗歌继续写，并时常在校板报上“发表”几篇。
县里一家金融企业的老总是个文学爱好者，偶尔听说了苏万林的“东西”写的有点意思，特意上山“实地考察”，还真就相中了苏万林，想调苏万林去自己的企业发展，将来还可以发展发展写点材料什么的。结果乡里也就是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刘景田说什么也不放，说是要重用。就这样，苏万林一步步从教师走上了校长的位置。
按说刘景田对苏万林不薄，一手操办着给苏万林入了党，“提了干”，一直给提到民办学校的校长，也算是够意思。可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刘景田还是没能留住苏万林，苏万林被牛东顺部长挖走了。这次刘景田没敢阻拦，他也知道自己拦不住，牛东顺那牛脾气上来，别说他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就连县里的有些领导都得让他三分。
人间正道是沧桑。
时隔不久，算起来也就是周德顺从鸡冠村回去的半个多月时间，顺德县的“李自成”不堪欺压终于造反了。
顺德县大茂乡农民张冬家里穷得炕上只有一张席子兼褥子，两口子只有一床被子。总共才种了不到10亩地，又屋漏偏逢连阴雨，一场蝗灾给吃掉了大半。临要往家收粮食了，还要借钱交给乡里500元一亩的收割费。也是张冬心里没数，地里那点玩意儿到底值几个钱还算不过来吗？值不值得去收还不知道吗？粮食是收回来了，可是一粒不剩地卖完粮食不仅没挣到钱，回头一算一亩地反倒赔了100多块钱。妻子哪里受得了这种打击，这不赶上杨白劳给黄世仁扛活了嘛。这婆娘彻底绝望了，这么活着有啥意思？就这么想着想着，就一头扎进河里再也没上来。悲愤至极的张冬把妻子的死因归罪于“收割费”，归罪于乡里，打着白色大字的黑色条幅到市里告状，把一条主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看热闹的人比看光腚女人在街上乱跑还感兴趣。光腚女人上街指定是哪根神经搭错了线，张冬却是手举条幅口中念念有词，条理清晰地讲述大茂乡的“收割费”始末。自打盘古开天地，都知道民以食为天，可谁听说过收割自己种的粮食却要交一亩500元的收割费？既然孤陋寡闻，自然要“学习”“掌握”，“观众”和“听众”就越聚越多，听张冬“免费讲学”，街道不水泄不通才怪呢。
也是该着有人倒霉，一位新华社记者每天带着“狗鼻子”、“猫头鹰眼睛”转来转去，正巧就转到了这条街上，挤了一身臭汗终于挤到了张冬跟前。正巧张冬在“重播”，记者不费吹灰之力抢了个第一时间。一篇《大茂农民打着条幅告状 “收割费”致人丧命》的文章配着拥堵街面的图片捅到了中央。
“李自成”造反了。
“和珅”也造反了。
顺德县大茂乡党委书记楚桐孤注一掷地给县委书记送了20万元，意欲夺得县民政局长宝座，县委书记信誓旦旦虽未履行诺言，却出人意料地安排他任县委办主任，成了地地道道的大内总管。楚桐捂在被窝里乐，乐得觉都睡不着了。
可是，楚桐没能高兴多长时间，还没来得及“货币回笼”，张冬告状了，这一状还告明白了。张冬告状告赢了，倒霉的自然首先是楚桐。“大难临头各自飞”，为了明哲保身，更是为了求得“坦白从宽”，“和珅”不想也不敢保“皇上”了，还是保自己的命要紧，就这么把县委书记抖落出来了——“收割费”被县委书记割去了。
类似楚桐的“叛徒行径”遭到了腐败圈“业内人士”的强烈批判和抨击，抱怨这些人是“甫志高”、“王连举”、“顾顺章”，抱怨“江姐”、“刘胡兰”为什么越来越少。甫志高、王连举是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变节”的，顾顺章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待上刑即“改弦易辙”的。楚桐之流连甫志高、王连举都不如，充其量是顾顺章一类的软蛋。腐败圈“业内人士”在诅咒楚桐之流的“恶劣行径”之时，尤感悲哀地惴惴不安：谁敢预言而且承保“顾顺章”不会重生、再现？恐怕当今没有哪一家保险公司敢于承保！即使你交给他上亿元保资，他们也不会铤而走险的，因为这样的保险，保险系数太低了，低得可怜！哪个腐败大案不是牵出一个薅出一大串，哪个被薅出来的不是“顾顺章”“咬”出来的？！
腐败终究是逆潮流而动，全世界都在鞭之挞之，又岂是几个小小的“顾顺章”能左右的、能抵挡得住的？！
纪委和检察院联合进驻顺德县，“脓包”被彻底挑破，一个震惊全国的县级首脑集体腐败圈案大白于天下。
顺德县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一干人等二十几人全部落马。“长”们花费银两买来的“官帽子”都被收回了，一个个不仅落得个没有“帽子”戴，反倒戴上了花钱买来的“白金手镯子”。他们买“帽子”的钱基本上都是“取之于民”或是“堤内损失堤外补”来的。
中元市的权威报纸《中元日报》受命转发了新华社关于顺德县集体腐败大案的评论：
腐败不是孤立的，不是孤独的，腐败有一条看不见的链条。说不上这根链条的源头在上面还是在下面，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进贡”的，腐烂的程度或许会轻一些；没有“吃贡”的，腐烂的速度或许会慢一些。辨证地看，历史上无论哪朝哪代、哪个国家的腐败都不是一个个体独立存在的，必定是象葡萄藤一样，一根藤上牵挂着数个葡萄，我们暂且残忍地把葡萄藤比喻成毒藤，把这些“葡萄”比喻是一个个小毒瘤。小毒瘤是依附在粗壮的毒藤上的，小毒瘤既向毒藤输送着毒液又从毒藤上榨取毒液；反过来毒藤既榨取小毒瘤的毒液又“反哺”毒瘤，两者已经毒毒紧密相连、相得益彰。试想，下级不给上级进贡，上级就不给下级官位；上级给了下级官位，下级岂能无“功”受“禄”？我们比喻中的藤就是上级，而葡萄就是缠绕在上级身上的下级，相互间人生观、价值观的一致性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链条就是这样连接起来的。很难说得清到底是毒瘤腐蚀了毒藤还是毒藤腐蚀了毒瘤。有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在查处顺德县腐败窝案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顺德县的腐败窝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相关部门该承担什么责任，“疏于监管”恐怕难以过关吧！有句话叫该来的早晚是要来的，只不过来的早一点晚一点罢了。可是我们还是不希望再看到这种“该来的”，这其实是不该来的，“哪儿不浇油哪儿不滑溜”的问题到了彻底根治的时候了。
周德顺也跟着“颠覆的轮船”“掉进了河里”，去追随他的原任县委书记了。他为了“平账”，从救灾款中一次“划转”了20万元！上任仅仅两年，竟然从民政救济资金中“预留”了继续攀升的“储备金”整整100万元！
苏万林想想都后怕，同时又为自己在关键时刻能够把握住自己而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