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３年秋，波伏瓦回忆录第三部《势所必然》出版。回忆的事件是从战后一直到１９６２年。她从１９６０年夏天开始动笔，到１９６３年春完成。同前两卷一样，这一部也激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他们争相阅读，反应强烈。
由于书中有较多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内容，波伏瓦估计会因此激怒不少读者，没想到人们根本不在意这个。对于许多人来说，到了１９６３年１０月，酷刑、拷打、大屠杀、暗杀、……早已成了遥远的往事。他们对于历史是很健忘的。
最招致读者指责的地方是波伏瓦万万没有想到的：她对老年的感叹。她在书中特别是结尾处，对自己走向衰老写了一些话，感叹了一番。而读者往往把她当成偶像，与之认同；现在看到她那些似乎是大彻大悟的话，认为她已经被老年和失望所压倒，甚至认为是忧郁症的发作，因此大为不满。
波伏瓦的确感到自己走向衰老。在她看来已呈老态的夫人，竟是她的同龄人；那位貌似大叔、头发灰白的绅士，却微笑着对她打招呼：“咱们过去常在卢森堡公园结伴玩耍呢！”
而一位３０岁的妇女对波伏瓦说：“您让我想起了我妈！”波伏瓦感到，人是突然一下子变老的。你自以为离它还很远，却突然发现它就在身边。她觉得才对自己说“我４０岁了”没几天，却突然一下子到了５０岁。
战后他们成了名人、为公众而存在的人物。而新闻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往往有许多歪曲的地方。《势所必然》就是为了澄清这些事实的真相而写。看了这部书后，许多读者来信说，以前他们获得的印象是错得不能再错了。看来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不像以前那样，现在波伏瓦作品的成功或强烈反响不那么让她激动了，或者说她几乎不怎么关心这个。她现在对“什么是成功，成功又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都产生了疑问，不仅对问题的答案，而且对问题本身。
同萨特一样，波伏瓦在骨子里仍然相信绝对、在后世的存在这样一些东西。这是从童年起就有的。所以她对现实的成功并不看得那样重。
尽管现在她已经没有那些关于责任、使命和拯救的观念了，她甚至搞不清楚为谁以及为什么而写作，写作这一活动本身对她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她甚至不再认为写作要有什么正当理由；“无为而无不为”，如果不写作，她还是会自然地感到自己十分虚空。
因为只有写作才能让她摆脱自己的衰老感。每一次都能使她避免僵化，从新开始。创作的历险意味着年轻和自由。一旦离开写字台，她就重新感受到自己的老衰，而只要拿起笔，她发现自己仍然很年轻。
也不全然是虚空。她感受到，作为一个知名作家，有许多明显的优势：不必为稻粱谋，只需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还可以交结许多朋友，有时能对历史起到那么一点作用。在这时，她感到自己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结为一个整体。
波伏瓦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由于萨特和她都成了名人，以前那种无忧无虑、随心所欲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能心血来潮，不能让自己的举动太离谱。这往往使他们深感压抑。而这的确是境况的力量造成的，是“势所必然”。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波伏瓦的母亲弗朗索瓦兹去世。在这前后一段时间，母亲的病情和去世的情况占据了她整个心灵。下葬后几天，她突然想起应该记下母亲最后的日子，这年冬天她把时间全花在写作上，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梦见母亲。有时她会一阵惊喜，以为他们把她救活了。
波伏瓦给书定名为《安详辞世》。出版后收到许多读者来信，都是安慰她的，认为尽管书写得十分伤感，但让作者经受住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因此它是有价值的。读者的理解和与她的情感交流使她十分珍视这本书。通过这书，她让读者像兄弟姊妹一样同她一起分担了痛苦。
对这本书，评论者也大都持赞赏态度，认为写得情深意切，令人感动。也有两三个评论者根据一个医生捏造的谎言，说波伏瓦是带着冷酷的态度写这个回忆录的。这人说他是给波伏瓦母亲动手术的医生，其实不是，他根本就没有接近病人。
这人说，波伏瓦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同母亲呆在一起，是为了收集素材好写这本书。而那几个评论家就凭着这个谎言，对波伏瓦在一个垂死的病人旁边做笔记表示气愤。
显然这是荒谬的指责。波伏瓦如果需要借助笔记写下能打动读者的作品，她也就不是波伏瓦了。她守在母亲身旁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写什么回忆录。等到产生创作冲动，是在事情过去之后，正所谓“长歌当哭，是在痛定之后”。那种感情的宣泄，还需要什么笔记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种诽谤是很伤人心的。好在她经的事多了，没有在乎别人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