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特被俘一星期后，６月２８日，波伏瓦终于向莫雷尔夫人告别，搭乘一个荷兰人的便车回巴黎。她总是摆脱不了这个想法：萨特已经出乎意料地回到巴黎，但不知道她在哪儿。她决定冒一下险。她的心情是矛盾的：如果回到巴黎，没有任何人等她，那将是万分痛苦的；而终于有点事干干，她又感到宽慰。
菏兰人的车没有汽油了，只得中途抛锚。波伏瓦和另外两个妇女爬上一辆德国卡车，车上挤满了人。她被颠得呕吐起来。卡车中途停下后，她躺在路边，一个德国兵走过来拍拍她的肩膀，问她想不想吃东西。波伏瓦谢绝了。过了一会儿，他很有礼貌地唤醒她上车。
一个老太太对她说，这些卡车司机两天来待他们十分客气，送给她们食品、香烟和香槟酒，他们似乎不是在服从命令，而是自发地助人为乐。这车到了离巴黎２５哩的芒特就不再走了。波伏瓦又登上一辆救护车。
路过塞纳河，波伏瓦看到炸断的桥梁、遍地的弹坑和被毁坏的房屋，巴黎大街一片荒凉景象，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
回到住处，女房东给了她一封萨特的信，是６月９日写的，那上面对形势的看法还十分乐观。现在波伏瓦读来，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她见到了父亲，同他一起喝了点啤酒，吃了块三明治。父亲告诉她，德国人对巴黎市民很有礼貌。他认为，战俘不大可能在战争结束前获得释放，他还听说战俘们被关在集中营，大批大批地饿死。
波伏瓦接着去看了母亲。晚上离开回自己住处时，母亲要她快点走，因为有夜间戒严。在回来的路上，风雨齐至，她被淋得透湿，心情也坏到极点。
回到住处，她两眼直冒火花，头脑烧得厉害，唯一的幻觉是萨特正在饿死。其实这不是幻觉，这是她的心灵感应：那时萨特正在挨饿，处于死亡边缘。波伏瓦痛苦地想：“我为什么还荒唐地活着！”她在绝望中度过了回巴黎的第一夜。
人们不时传说，士兵们会穿着便服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亲人面前。这又让波伏瓦充满一线希望：萨特会突然出现在圆顶咖啡馆，笑容满面地等着她。
波伏瓦又见到了纳塔丽。她在骑自行车逃离巴黎时被拦了回来。她想教波伏瓦学骑自行车。这时巴黎的食物短缺，供应紧张。波伏瓦首先得解决饭碗问题，她到索尔本大学打听有无可能谋得一份工作。
一位学校检查官听说她是教哲学的，高兴地说：“哲学老师，我们正需要！”要她明天去迪律伊学校报到，每星期８小时课。她总算有了个谋生的职业。
经过了这么多事变，波伏瓦觉得死亡并不可怕，生活说穿了不过是暂缓死亡。７月１１日，她收到萨特的信，信开着口，显然是被检查过的。
信中说，他可能在月底前回家，他很想知道波伏瓦的情况；他本人没有受虐待。这是他在这封邮检的信中能够告诉她的全部内容。看了这信，波伏瓦仍然无法确切了解萨特的处境如何，但总算知道他还活着，这对波伏瓦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她觉得自己一下子又恢复过来了。
波伏瓦在教书之余，一头扎进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想借此摆脱自己现实的苦恼。巴黎报纸上吹捧德国人的文章、大肆反犹太人的宣传和活动，这一切都让波伏瓦厌恶和愤怒。
现在只有萨特的来信让她免于绝望。尽管身陷战俘集中营，萨特仍然顽强地表示，他们的理想和希望最终将获得胜利。他还告诉波伏瓦，他有望在９月底获得释放返回。波伏瓦坐在圆顶咖啡馆外面，觉得萨特随时可能出现，以其特有的快步向她走来。
另一方面，她又对自己说：“我很可能三、四年都见不到他！”她真希望自己能一睡不醒，直到这三、四年过去。法国人怀着一线希望：苏联和美国肯定会参战，总有一天希特勒会被击败。但这意味着将有一场持久战，而她与萨特将长久分离。
波伏瓦重新陷入孤独。而纳塔丽常来看她，还送给她一辆自行车，虽然来路不明，波伏瓦还是同她一起骑车在巴黎城到处逛。纳塔丽喜欢故意在大众面前出丑，如在教堂圣水坛里洗手，波伏瓦一般不在意这些，但也感到难堪。
纳塔丽确实消除了她的寂寞，但有时她想孤身独处时，纳塔丽并不尊重她的意愿。一次，快到夜间戒严时间了，波伏瓦要她快走，她不肯走，还说这样赶她走是不礼貌的。最后波伏瓦没法，只得在外祖母的房间为她腾了一个铺。
以后在这种情况下纳塔丽继续耍赖，波伏瓦把她推出门外。她没完没了地按铃，波伏瓦用蜡塞住耳朵。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她还躺在门外，满脸是泪，满身是灰尘。这丫头还真有一股倔劲。她们两人之间既有某种相互理解，又总是争吵不休。
９月中旬，波伏瓦接到萨特的信。他说，他正被转移到德国，其它情况一如往常。他还说自己身体健康，心情舒畅──不这样写不行，否则信就寄不出来。波伏瓦得到这个消息，精神几乎完全崩溃了。失眠、噩梦、偏头痛，伴之以不断涌现的幻觉：德国、铁丝网、萨特正在饿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