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活再困难，工作还得认真去做。在幼儿园我发现一个问题：孩子们害病往往是因为尿床后受凉引起的。我在会上一再嘱咐值夜班的阿姨要多巡回检查，小孩在要尿前一般都会有动静，只要及时发现，就可以处理好而让他不尿床。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我就搬到幼儿园去睡，晚上起来巡视两三次。值班的阿姨也不敢马虎，孩子尿床的情况大大减少。我虽然辛苦点，但心里高兴。和这些小朋友相处，他们的纯真是在成年人那里感受不到的。到上班时，孩子们拍着小手齐声呼叫“段主任来了，段主任来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甜美。我爱他们每一个人，把他们当成我自己的孩子。
到了1962年，矿里又调我到工会分管文教、女工、家属工作。我仍然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叫我干啥就干啥。在工会工作期间，有一件事我没有按照领导的指示办，而是进行了抵制。当时上面有通知要家属下放农村，由我具体负责办理。我到工会后，就经常有工人来走访，他们是前几年因家属下放农村自己随后也回到农村的，现在又要求返矿。我觉得他们的处境很可怜，非常同情他们。同时也在思考，这一政策是有弊端的，工人由于家属下放而不安心工作，造成人员流失，不利于石膏矿的发展。而且应城盐矿在我们之先实施了这一政策，已经造成混乱的局面。我向党委领导说明自己的想法，并明确表示，如果党委一定要执行这一政策，请另派他人，我不了解情况，不知道谁该返乡，谁不该返乡。领导见我这样说，也就没有继续谈下去，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现在想来，我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积了功德，让不少可能被下放的职工家属躲过了一劫。如果换一个人主持其事，结果就很难说。人还是要本着良心做事，特别要为他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962年春夏之交，工会收到一个中央文件，其中有一条是可以进行人工绝育手术。这时正好我又怀孕，愁苦万分，于是要求做绝育手术。那时应城医院还不能做，必须去武汉。首先要过的是老黄这一关。他不同意做，说我们只有一个儿子，最好再生一个；孩子生下来完全由他管，不需我操心。无论他怎么说，我都下定了决心，最后他没办法只好听我的。我找妇产科医生写证明，医生也劝我再生一个，我拒绝了。我找工会主席请假，他也劝我再生一个，我还是拒绝了。反正中央有文件，你们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样我办完所有手续就到武汉市第一医院住院。我的管床医生是个老处女，她迟迟不肯给我动手术。妇产科主任也没有生过小孩。她们对多子女的妇女之痛苦没有一点体会。这位主任还劝我说，孩子生下来送给她。就这么拖了好几天，我在医院把一本长篇小说《红岩》都看完了。看来在这个医院是很难做手术了，得另想办法。我来时曾找过一个同事，她的一个熟人在商业部门职工医院当妇产科医生，人很好，有事可以去找。她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我直接找到这位医生。她很痛快地安排我住院，第二天就做了手术。我一打听才知道，她自己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能够体会到多子女职业妇女的痛苦。在床上无事，思前想后，特别是想到儿子矮小瘦弱的身体，十分担心。一天妹夫来看我，谈起这事，他说：“我们家里就数我个子矮小，就是小的时候担子挑多了压成这样的。”听了这话后我更加难过，十分后悔让儿子干重活，不禁大哭了一场。
1962年9月底，老黄接到通知去北京开会。小女儿知道后一定要跟着去北京。她想十月国庆节可以参加天安门庆祝活动。到北京后开始住的是水电部招待所，可以带小孩住。老黄每天开会，小女儿就自己在招待所玩。以后几天住处转到建材部招待所，不让带小孩，老黄就把孩子放在一个原先的石膏矿同事家。国庆节前一天，建材部发给他一张国庆天安门的观礼券。小女儿知道后闹着要跟他一起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她为此还哭了一场，直到老黄答应她国庆节晚上去天安门看焰火才罢休。到了晚上，天安门前人山人海。老黄让女儿骑在自己头上，不停地往前走。旁边一个中年妇女也牵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一不小心倒在地上。这时人群像潮水般地涌动，这孩子眼看就要被人们踩在脚下了。说时迟，那时快，老黄一手扶住女儿，另一只手迅速把小女孩提起来，算是救了她一命。在北京他们还有另一次遇险。一天他们坐电车出去，在路上电车爆起了火花，乘客纷纷从门窗逃离电车，只有老黄没逃，因为他看不到孩子了。最后在一个椅子下面找到她，这时全车只剩下他父女两人。后来许多年小女儿都不愿坐电车。
1961年底，国家建材部接管了应城石膏矿。随着生活困难时期的逐渐过去，工业开始恢复和发展。石膏矿着手准备恢复三分矿的建设，为了节省一大笔设计费用，整个扩大初步设计由老黄编写。这一设计编制和实施使得旧的矿山面貌发生根本改变。大巷全部用电机车运输，不用人力推车。地面运输也有很大改进。矿车出井口后，不用人推，通过一定坡度自然滑行至拣石膏棚，既减少了劳动力，又减轻了劳动强度。工人们避免了风吹雨淋、日夜奔跑。石膏通过拣选，直接进入矿仓，而原先是由搬运工人将石膏一块块装到汽车上才能运出。现在有了矿仓，不须用人工，只要开动闸门，咔咔几下，就装满了一汽车石膏。这样既减少了劳动力，又节省了搬运时间，提高了汽车的运输能力和速度。矿里职工原先饮用的水含有矿山排除的污水，现在改在矿山上游取水，还建造了水塔、沉淀室、消毒处理室等设施，让职工们能够饮用清洁卫生的自来水。为了减少对农田的占用，职工宿舍设计为二层楼房。当时不仅农村没有楼房，就是应城县城也没有几幢楼房。谁能想到，到“文革”时，这些成果竟成了老黄这个“反动技术权威”贪大求洋的一大罪状。
这一设计编好后，建工部于1963年2月批准。石膏矿成立基建科，专门管理三分矿的基建事宜。我被调去基建科任计划员。算起来我到应城石膏矿才6年时间，工作已经调换了八种，有些是我完全陌生的，跟以前的工作毫不相干。我的职务和名称一栏，工作证上一直是统计员，工资是64元，直到退休从未变动过。不过我很少去想这些，而是上级叫我干啥就干啥，到任何岗位都一心一意把工作搞好。 依据矿里的扩大初步设计，经过反复阅读有关材料和认真思考，我编制了1963年的年度计划。建材部通知召开基建科长会议，主要是安排落实全年各单位的基本建设计划。我把有关资料弄好后向主管的矿长韩光东和基建科长作了汇报，经他们同意打印成册，装订完毕，总算是一切就绪了，就等第二天交给他俩去北京开会。孰料晚上韩矿长来办公室对我说：“老段，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和我一起去北京开会。”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问：“这不是基建科长会议吗？这资料不是给你们两人整理的吗？怎么要我去呢？”韩矿长说：“两个人去了，一个都弄不清楚，开什么会！就你去，回去准备一下吧！”说完就走了。能到北京去，我还是很高兴的，但这个会本来应该是科长去，他会怎么想呢？会不会对我有意见？但韩矿长说得那么坚决，说得也有道理，我只能服从。
就这样，第二天我和韩矿长去了北京。会议开得很顺利，我们的年度计划通过了，韩矿长跟部里每个处室都很熟悉，他带我到各处室、楼上楼下都跑了一圈，还介绍说：“这是我们矿搞计划的同志，以后矿里有事就由她来联系。”回矿后，矿里重新组织了基建班子，成立了基建办公室，下设计划财务、施工、土建、机电、矿建几个组。除了计划财务组，其它组都设有组长的职位，而计划财务组却只设有一名“负责人“，没有组长。也就是说，这名负责人虽然是实际负责全组的工作，却没有任何职位。这名负责人就是我。这事搁在谁身上都会去想一想，是不是领导对自己不公平、有歧视，事情要自己干，名分和待遇却不肯给；既然如此，那干嘛还要去干？然而当时的我却懵然不觉，在名利问题上十分愚钝，根本不去深究这些，只是觉得这个担子比较重，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的，只有边学边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基建首先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土地征购；没有土地有关工程就无法动工。韩矿长派了我一人前往建材部办理此事。到北京后，每天8点以前我就等在相关部门，先是到基建处汇报，等他们签字通过后，我拿着报告再转到第二个处室，向他们说明情况，希望能尽快审批。就这样，各个处室都逐一通过，最后征购报告转到办公室，在那里还得排队等候。反正我是人跟着文件走，文件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反复强调我们的急需，请他们尽快解决。一个星期后，我终于拿到批准文件，向主管我们的基建处张科长告别。他很惊讶看地瞪大眼睛看着我，然后笑着说：“你这是创造了奇迹，建材部的批文没有1个月是批不下来的，你竟然一个星期就拿到了！”
以后矿里只要是涉及到部里解决的事情往往都交给我去办。那时到北京的往返车票很难买。我估计一周就可能办完事，总是一到北京就预订一周后的返程车票。有一次我来北京办事，按照惯例预购了返程票。正巧万矿长也来北京参加部里召开的厅局长扩大会议，他只带了生产上的财务科长前来，没有带基建方面的人员。他要我留下来，以防部里问起基建方面的情况回答不出来。我给他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他说记不清楚，还是要我留下来。没有办法我只得退了票，重新预订了七天后的车票。最终也没有汇报什么基建问题，让我白白多等了好几天。
1963年，二分矿终于在矮门工作面改用轻轨电动运输滑车，取消了人工拖运，实现了老黄常说的“让拖工站起来”的愿望，完成了任厅长交给他的任务，他是非常高兴的。基建办公室换了主任，新主任工作抓得很紧，往往额外加一些时间很紧迫的任务给我。有时他下午四五点钟才找我，谈到近段时间工作的情况，同我一起整理出几条提纲，然后要我连夜赶出一篇报告来，第二天他向基建全体成员讲话时要用。我想，他也是为了工作，我熬个夜也无所谓，就没有拒绝。这样我一天忙到晚，无法回家。三矿离家还有5里地，我只好搬到三矿住，每个星期六下午下班后回家，星期一早上去三矿上班。
尽管这时经济生活日益恢复正常，在应城石膏矿，供应仍然很困难。矿里开了一家肉案，但供应量很少。肉案就设在我家邻近的院内，晚饭后就要把菜篮子放在地上排队，凌晨3点左右人们就开始到现场等着。母亲自己担负起了早起排队的事情。我们吃一次肉很不容易。那时我们正安安稳稳地睡觉，并不知道买点肉是如此辛苦。直到若干年后，我听大女儿说起此事，才知道这情况。听后真是感到愧对年迈的母亲。接下来几年时间都是这种情况。到后来修建了一个菜市场，增加了几个肉案，这种肉食供应紧张的情况才得以缓解。
1964年夏季的一天，老黄下班回家，一咳嗽就是一口鲜血。当时把一家大小吓坏了，赶快把他送到矿医院。医生开始抢救，还准备输血。他是O型血，全家其他人都不是。没有办法，医院派人到武汉进血来输；止血后又安排一名医生同他一起去武汉治疗。先去了协和医院，检查结果是右肺中叶支气管扩张大出血，需要进行手术，切去右肺中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当时协和医院在这一方面的技术还不行，医生建议去肺结核病医院做手术。于是老黄住进了肺结核病医院，医院通知我前往照料。我去后暂住在石膏矿驻武汉办事处。手术很快就进行了，是全麻醉，剖开了半个身子，拿掉了一根肋骨，进行了4个小时。那时在武汉这就是最先进的技术了。但老黄遭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我一直在医院陪护他；他算是有足够忍耐力的了。有时他用手表示要把病床往上抬，马上又表示要往下摇。我能够体会到他的痛苦和不易，一切都顺从他。他的身体逐渐好转起来。这间病房有两张病床，另一个病人是武钢的一个工人，开刀后忍受不住痛苦，就打他老婆，把老婆给气走了，没有家人照护也很可怜。“汉办”的刘主任夫妇人很好，帮我买鸡炖汤，我抽空去“汉办”拿来给老黄喝，补充手术后的营养。
（段辉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