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年纪太大了，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之处。不好之处很明显，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就不说了。好的地方也许有意思一些，值得说一说。年纪很大，回首以往时，他的经验包含的内容就比较丰富，分量也较重。我能够观察到许多人的一生，从他们的最初阶段一直到其结局，他们有些是我的朋友，有些是公众人物。他们有些人年轻时还不错，后来却没有什么长进；另一些人则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最终获得重大成就。这种经验使得我在判断一个年轻人属于哪一种情况时比较容易一些。不仅是个人，还有社会运动的情况，也都可以包含在这种经验之中，帮助我来预测它的成败。共产主义在一开始是十分困难的，而发展到现在，它的势力和影响都在不断地扩大。而纳粹主义的的情况正好相反，它夺取权力过早，而且统治手段过于残酷，最后落了个灭亡的下场。对于这些过程的观察，有助于我更深入地了解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也有助于我猜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再从个人角度谈谈。有些人年轻时年少气盛、富于冒险精神，他们为激情和欲望所鼓动，一心想要获得重大成就，但他们并不清楚这些成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到老年，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十分清楚已经完成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现在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只相当于已经做过的很小一部分，这样，他们就不会像年轻时那样狂热。
我看到报刊上常常用一些套话来概括过去的时代，例如什么“胡闹的90年代”、“疯狂的20年代”等等；我感到很奇怪。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两个年代根本就不“胡闹”或“疯狂”。这种胡乱贴标签的习惯，对那些不想动脑筋而又想显示自己的人来说也许很方便，却往往违背事实。世界确实是变化的，但并不是以这些标签所说的那样简单的方式变化。如果可以不管世界是什么样的状况，人到老年也许是一段十分快乐的生活，就像我现在所体验的一样。从个人角度看，我可以尽享天伦之乐。以前我常常想，等到我老了，就离世而隐居，去过一种悠闲自在、怡情养性的生活，去读那些早就该读的世界名著。然而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长期以来，我已经养成了一种工作习惯，朝着一个重要目标前进，这一点是很难破除的；即使世界已经变得较好了，我还是可能觉得那种悠闲的生活太乏味了。无论怎么说，我都不可能不去关注正在发生的一切。
自从1914年以来，每到危急关头，这个世界总是出错。有人告诉我们，西方正在致力于维护一个“自由世界”，然而1914年以前的那种自由早已不复存在，只是成了人们一种模模糊糊的记忆。在1914年，有些聪明的人向我们保证，正在做的事情是通过战争来制止战争，结果却变成一场让和平终止的战争。有人对我们说，应该制止的只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然而自那以来军国主义却在不断地发展。那些屠杀人类的邪恶“道理”，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会让每一个人感到惊骇不已，现在却由那些杰出的政治家堂而皇之地说了出来。现在领导我自己国家的那些人，缺乏想象力，不能适应当代世界，正在执行着一种如不改变、必将导致所有英国人灭绝的政策。我像卡珊德拉一样，注定是要去预言灾难而不被人们相信的。卡珊德拉的预言成了事实，我倒希望自己的预言不会实现。
人们有时会通过幻想让自己更多一些快乐，例如想象在火星或金星上也许存在着生命，要比地球上的人类更为快乐和健康，然而人类疯长的技术正在让这个想象成空。要不了多长时间，如果人类还没有毁掉自身的话，这种毁灭性的斗争也会延伸到这些星球上去。从这些星球的利益出发，也许应该在地球上的战争还没有蔓延到整个宇宙之前，就将人类毁灭掉。但即使这样，我也不能感受到任何安慰。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状况，造成我的一些变化，正好跟典型老人的情况相反。一些自作聪明的人常常说，老年必定会带来神态安详、心地宁静，必定会洞穿世情，将那些表面存在的恶看作达到最终之善的手段。我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在如今这个世界上，要想达到安详宁静的境界，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是粗暴野蛮。跟人们所说的相反，我变得越来越反叛。我并非天生是一个反叛者。我的感觉是，在1914年以前我多少还能适应一点这个世界。当时世界上也有大奸大恶，但我还相信它们会逐渐变少。尽管我不是生性反叛，事情的发展却让我越来越无法忍受正在发生的一切。还有不多的人跟我的感受一样，但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只要我还活着，我就应该同他们一起工作。
——自传
（黄忠晶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