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二姐过来送饭，我没吃。中午二姐夫过来送饭，我还是没吃。二姐夫说：“你起来吃饭吧，自己的身体要紧。”我一想也对，孩子还病着，我再不吃饭，气得倒下了，孩子怎么办？为了孩子我也得挺住。我起来吃了饭，准备自己再抱着孩子去医院。这时小唐回来了，说住院手续办好了，让我们去。
我们住在二院的儿科，打上点滴，孩子的病情渐渐好转。因为从农场走得匆忙，什么都没有带，大伯哥和几个侄女有时来给我送饭，在医院里，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三十儿”的前一天，孩子出院，回到家里。和这些侄女们第一次见面，我又没有准备我打开小唐返城时带回来的两个箱子，找了两块布料，给了大一点的两个侄女。没有钱，每人只给了她们2块一的压岁钱。而大伯哥大伯嫂却什么也没给我的孩子。
小唐返城时带回两个大的长条箱子，里面装着黄豆、饭豆、面等。他拿出一些面给家里吃，豆黄什么能放的都没动。大嫂不知怎么知道了，跟小唐说，在四川一斤黄豆能换五斤大米，她要点黄豆。小唐打开箱子给她拿了50斤，又给她要了50斤的豆腐票，买干豆皮带回去。什么大馇子、高粱米，也她要，没有不划拉的东西。
大伯哥走后的第三天，就是正月十五那时买元霄都排长队也不一定买得上。当时许多人家都学会自己包。正月十四晚上，大姑姐下班回来准备包元霄。她找开粮柜，从一个小布袋里舀出两小碗。我说，大姐你舀错了，这袋是精粉吧？大姐说，没错，是江米面。我说，都是江米面怎么还分两下装呢？大姐说，这是大嫂给的，一袋给我，一袋给你二姐。“那我的呢？”我问。大姐一时没了应对。老爷子马上打圆场说：“你嫂子知道你爱吃粘的，还说等你回去给你带点回去。”我说：“怎么带？从大姐那儿舀两碗，从二姐那儿舀两碗？这么带吗？”大家都不出声了。
“这是瞧不起我吗？”我说，“以为我是农村的，好对付？过年了，我没钱还给孩子两块钱压岁钱，给他们孩子衣料，可他们给我孩子什么了？我不挑他们。走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拿多少东西，光那些黄豆得换多少大米？他就那么点破江米面还藏着掖着，给这个不给那个的，出家在外这些年，就这么混的？你们谁跟他们好，去告诉他们一声。咱们一独欠我一锤子买卖，他们没瞧得起我，我还没瞧得起他们呢！”说完，我包起孩子去了后屋。
在我们说话时，二姐已经回来了。等我抱孩子进了后屋，老爷子和二姐说大姐不会说话，大姐觉得委屈，就实话实说了，怎么能怪上她呢？于是又吵起来。这时小唐回来了。老爷子说：“就是这个大媳妇弄得这破事儿，不怪你媳妇生气。幸好她离得远远的，要近了还不得让她弄个稀烂！”
老爷子虽然很挑剔，但对我一直很好。
开学临近，孩子的病也好了。我在齐市的药店里买了一点小孩子常用的药带回去。临走，我对老爷子说：“小唐一个人总在外面住不是个事儿，家里能知道他在外面都干了什么吗？弄不好，弄出什么事儿来，怎么办？”老爷子没作声。听说，我走的当天，老爷子就让小唐搬回家来住了。
自从有了孩子，校长还算照顾，让我教自然和音乐，这种课有时不上也可以，不像主科。从我参加工作以来，工作一直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自然虽是副科，对我来说却是陌生的，得从头学起。当时农场条件差，又没有参考一类的书，又从来没有什么指导培训，全靠教师个人的水平、能力和责任心。我每个年级都一课一课的琢磨、研究，能找到答案的找答案，找不着的我自己动手实验。我自己设计第一课的问题，自己归纳正确答案，让学生抄写下去，以便日后好复习。就在我抱着孩子去齐市看病时的期末，全场进行了自然学科的统考。考卷当场带走，集中批卷，我回来后，听说，我教的几个班的级成绩最高，在全场排名第一，平均分落第二名十几分。
八二年春天，突然接到上面通知，黑河地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对整个黑河地区的中小学教师进行摸底考试。听到消息，大家都开始复习。我要上班，一个人弄孩子，我哪有时间去复习啊？爱啥样啥样吧！
考试都在场部，像高考一样单人单桌，分了若干个考场。拿了考卷一看，并不难，有一部分文化课知识，有一部分教材教法，科目涉及语文、数学、自然科学等。
我一口气答完了卷，余下十多分做了检查。后面一位不认识的老师，也不知哪个农场的，一个劲儿的踹我凳子，想让我告诉她。我交了卷，心中很有把握，觉得都能得九十多分。大家都出来对答案的时候，有几道题和人家不一样，我也没在意，心情很好。这要得益于读书时扎实的底子和工作中踏实的作风。一个多月后，听说成绩出来了，单科及格的人不少，但语数双科都及格的人全场只有七人。这其中就有我一个。听说名字都报到上边去了。
学校一位所轻老师说，咱们起早贪黑地复习都没及格，人家孙老师弄个孩子一眼书没看，都及格了，看来，姜还是老的辣。
八二年年底，教育口开始涨工资。根据条件，各方面我都符合，就是孩子生病，请假较多。但我的工作成绩仍很突出。很快的，上面都批了。我、杨校长和他老婆都涨到了56元，当时就是最高的了，此外还照此标准补了一年多。工资刚开了两个月，眼看就要放假了，又听说了一个消息，将马上有一个百分之三的特殊贡献的名额（涨工资）。这时孩子又病了，看样子又得住院了。临去场部看病前我跟校长说：“校长，这次涨工资的名额很少，多不和你争，有一个名额就是你的，有两个就是刘老师的（校长老婆），有三个名额那就是我的了，别人我是不会让的。”校长不置可否，我抱着孩子走了。
到了场部医院就住院了，打了点滴。当时已经十二月份了，天气很冷，病房也很冷，家近的找了点滴都抱着孩子回家了。晚上病房只剩下我们娘俩。打到第三天，孩子本来已经不烧了，不知为什么，第四天挂了吊瓶不一会儿，她反而烧起来了。我去找大夫，大夫看看药，看看孩子，说没有问题，就走了。病房的人陆续地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了，吊瓶打完了，看孩子反而更重了。烧的脸通红，小手小脚都冰凉。我用手捂着她的手脚，觉得是不是孩子打点滴里屋里太冷，孩子又着凉了？我把孩子包了包，抱起来往制材厂走。大弟跟采伐队上山检尺了。我去找一下老董大夫看看。走到关路看到了大董，他说他父亲和母亲早就回老家了，不住在这儿了。我抱着孩子又回到病房，这时已下午了，冬天天短，加上阴天，感觉快到晚上了。我想这样拖下去不行，这一晚怎么办？孩子肯定要出事。我又把孩子包了包，找到了老马家，他是老三站调来的，他的孩子我都教过。正好老马在家，他老婆是当地人，我让他给看看，孩子是不是起了什么东西。她老婆说：“我哪会看，哪能给人瞎弄？”看到我着急的样子，老马说：“你找老周吧，让他给你派个车去讷木尔，找钱场长老伴，她会看这些病。”然后告诉老周家现在的住址，老周原来和我家住过对面屋。
钱场长已去世一年多了，他的老伴是的，无子女，钱场长死后，他老伴又嫁给了讷木尔的一个书记，走时场子派车给她送过去的，汽车队有的司机去过她现在家。
我找到了周叔的家，锁门，听说都去参加婚礼去了。我把孩子一个人扔在病床上。俱乐部正放着电影，外面一个人也没有。我六神无主地不知怎么办才好，很怕孩子真的是起了什么东西，像妈一样可怎么办？我走到场党委办公室外面，看一个办公室亮堂堂的，一个人也没有，我绝望了，看来我的孩子没有救了。正在绝望之际，突然一间办公室的门开了，进来一个人，我赶快冲进大门，穿过走廊去敲那个门。里面说“进来”的话音还没落，我就冲了进去。
里面的人是孙场长，他是有事来办公室拿东西的。我跟孙场长说，我的孩子在住院，吊瓶打完反而更重了，有人说可能是起什么了，找大夫，大夫不信，我孩子已经奄奄一息了。我爱人是齐齐哈尔青年，已返城了，我一个人带孩子，不知怎么办才好，求孙场长派个车去讷木尔找钱场长的老伴给看看。
孙场长说：“明天吧，明天一早我给你派车去。”
我哭着说：“只怕今天晚上我孩子就没救了。”
他问我孩子在哪，我把医院房间号告诉了他。
我一路小跑回到了医院病房，孩子只微微的喘着气，不太动，我守着她，心急如焚，一想到妈，我彻底绝望了。
我的孩子命这么不好，汽车队怎么就一辆车也没有了呢？
大约二十多分钟，电话响了，说：“车到医院门口了，你出来吧。”
到了讷木尔，见到了钱场的老伴，原来我见过她，她就是场部理发店的。她和司机说：“这么晚了，怎么来了？”他说我刚从北安回来，孙场长让我送一趟，说这个孩子病得厉害，让你给看看。
她走过来看了看孩子，我赶紧说好话，拉近乎。我说：“你好好给看看，是不是起东西了。我妈那时就不懂，越打针越重，结果死了。”她找了两根大针，在火上烧了烧。然后扒开孩子的肛门，说：“看，大紫泡，再晚了，就不好弄了。”她用大针使劲地挑，紫泡好像很硬，挑不破，孩子哇哇哭，我忍住说：“没事儿，你尽管使劲挑。”她又使劲挑了两下，一下子撅破了，出了血，她拿手纸擦了擦，又扒了扒，旁边还有个小的，挑了一下，就出血了。她又拿起孩子小手，用另一根针在手指什么地方刺了几下。孩子痛的尖叫起来，弄完了，她说：“没事儿，幸亏来得及时。这孩子病得挺重，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不要紧了。”
过了一会儿，孩子的小手小脚逐渐有了温度，我千恩万谢地离开了钱场长老伴家，回到医院病房，已快半夜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大夫们刚开始查房，孙场长来了，他到病房来看我和孩子。昨晚他听司机回去说是那个病，再晚一点，孩子就命了。医院的大夫护士见孙场长来看我，又见我也姓孙，不知是什么关系，呼拉拉进来一帮人。我对孙场长谢了又谢。刘大夫问明白怎么回事后说：“你领孩子回齐市治吧，回来我都给你报。”孩子虽好转，但没有力气。我决定马上就走。龙镇的火车早上就开走了。若走，只能拦截黑河去北安的大客车，赶上中午发往齐市的那趟火车。这边我给孩子挂着员瓶，那边大弟单位一个同事听说了，去大道边等着拦车。黑河的大客车过来，拦车的兄弟让司机师傅等一下，说一个孩子病得很重，要赶火车。这边我拔下吊瓶，包上孩子抱起就走。上了车，车上满满的没有座位，都是长途，司机让我坐在发动机盖子上。车开始还一站一停。后来看孩子一直昏睡，司机也加快了速度，已经进入北安了，再停车就赶不上火车了。司机说：“各位乘客，为这个孩子能赶上火车，咱们就到火车站一起下吧！”车上的人都说“好”。司机加大油门，一直把车开到检票口，我抱着孩子跑着进了站台。火车呼哧呼哧地冒着白气，我脚刚踏上车门的踏板，火车就动了。
上了车，列车员给我找了个座，我把钱交给列车员，让他帮我补了票。路上，孩子睁开眼了，说饿了。我买了个面包给孩子，她也没吃几口。
车到齐市，天已经黑了。我抱着孩子下了车，孩子已经两周岁了，比较重了，而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睡了，没洗脸洗梳头，像个鬼似的。也不知哪来的力气，抱着孩子还上了汽车，下了汽车到了第一医门口（我们家就在医院后身），我想抄个近道穿过去。谁知医院扩建，原来的那条小路堵上了，砖已砌了一米多高了。我把孩子放在墙头上，自己爬了过去，又抱着孩子往前走。走了不远，看前面胡同出来一个人，像是对面屋的大全，我喊了一声，他站住了，说：“三嫂！”他接过孩子帮我抱回家。
前些日子，我写信告诉家里过年不准备回齐市了，让小唐回农场过年，看我突然回来，都愣了。小唐说：“是不是孩子又病了。”
二姐把孩子接过去，打开，我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二姐端来了粥，说：“喝点粥吧。”我站起来想去接碗，可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这时才发现老爷子不见了。小唐说，老爷子一个多月前刚走，犯哮喘，一口气没上来就走了。大姐一家也搬走了，大姐夫单位分了房子。多了一个人，就是小唐的二哥。结婚这么多年，不知道他还有个二哥。原来他二哥，当过兵，入过党，在铁路工作，文革还外调什么的。后来说是偷了别人的自行车，被判了刑，也离了婚。他回来有一个多月，老爷子就走了。
万育堂的坐堂医余大夫病看得好，我领孩子去了。余大夫给孩子号了脉，又给她扎了两针干针，开了中药，让回家服用。渐渐地孩子好了。打那以后，我就特别地信中医。
过完春节，小唐找了区里工作的一位干部。这位干部的青梅竹马是人事局专管调转的。这位干部来到家里，和我见了面，问了一些情况，小唐就请他去吃饭了。
我带孩子回以龙镇，在二招待所等车时，遇到了分场的几个人，从他们口中得知，百分之三涨工资的人有我一个。说杨校长为我这事去场部教育科争，和各校校长争，最后终于帮我挣取来了。工资涨到62，还补了一笔。没想到，我临走时说的那几句话，杨校长还真的当回事了，心里挺感谢他的。
从吃了余大夫的药，孩子比以前好多了。每年春秋换季都得住院，她这次回来竟没有犯，有点感冒，吃点药竟顶住了。
五朋末的一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不久，电话响了，说找我的。我接了，问了几声，没有人答应。农场打个电话需要农场总机转到各单位。我以为大弟给我来的电话，就又打了过去。大弟接了电话说他没给我打过电话。我奇怪了，那会是谁给我打的电话呢？大弟这才反应过来，提醒我说，应该是姐夫打来的，你的调转可能是办成了吧？
找对了人，没想到，几年办不成的事，几个月就办成了。
接到电话，我心怦怦地跳，没小唐的关系，对谁也不敢说。中午小唐到了，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接下来的几天，小唐忙着去办各种手续，从分场到场部，还得到德都去换一个粮食关系。我在家里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打包装。家里主要的东西，小唐返城时就带走了。我现在用的都是临时凑合的。大弟刚成家，两口大缸，还有一车多木材。别人花钱来买我都没卖。那是我成家几年攒下的。林业部门管得严了，以后各家都不分木头了。
我带着孩子在大弟单位歇脚，小唐去邮东西，大弟一早忙着检尺。不一会儿，进来三四个干部模样的人，到木材厂各车间看。大弟迎出去，同来的人介绍其中一个说：这是新调到咱们场的场长，来木材厂看看。大弟忙介绍说：这是我姐，是老师，调回齐市了。我姐夫出去办事了，先在这休息下下。
那人说：“老师怎么能随便放呢？哪个分场的？”边说边走出去了。我心中一阵害怕，真怕他回去一句话就把我卡下来。他的话就是政策，神仙也没有办法。小唐回来了说：“不要紧，反正手续都办完了，想卡也卡不住了。”我这才放了心。当天晚上，我们坐上火车，就离开了龙镇。
我13岁来到龙镇，六八年离开，整整生活了十年。
七二年返场复职，到调转成功，在农场又生活了11年。前后加起来，我在农场总共生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这里，我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和折磨，也学会了坚强和面对。
我终于跳出农场了。
火车开动了，离农场越来越远，我心中没有过多的留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