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绥县境内，暗藏在湘川黔边境的土匪及国民党残余，并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号称“土匪周矮子”的原国民党湘鄂川黔剿共军司令周變卿，串联蛊惑仍然盘踞在永绥县边境的吴昌达、杨生茹等部股匪，不断骚扰、袭击临近的新生乡、村人民政权组织。边城镇政府人民武装部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在前往比邻的民乐镇下潮水村发动当地群众上缴公粮时，被号称“土匪周矮子”的余部匪徒两百多人包围。双方在下潮水村激战了一昼夜，由于寡不敌众，一位副班长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另一名战士负伤被俘虏，其余战士则边站边退，利用夜色突破了土匪的枪林弹雨，突围到了边城镇洪卫水库一带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方，土匪们看见这里地势开阔，害怕被解放军大部队围歼，这才纷纷退去。县境内吉卫、龙潭、茶洞等地乡镇，也陆续发生土匪武装围攻、袭击各地区、乡、镇政府和工作人员的事件，土匪们在武装围攻新生的人民政府之际，还大肆散布：“解放军是水，土匪是岩”、“ 铜不沾铁，苗不沾客（汉人）”等政治谣言，以此威吓当地群众，甚至叫嚣：“谁靠拢人民政府、接近解放军、杀谁全家！”
新成立的永绥县人民政府，为了适应匪情形势的骤然变化，从各乡、镇抽调了近百名苗汉知识青年，组织开办了一个行政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的学员，集中在县政府大院学校培训，经过二十来天的集中训练后结业，绝大多数人参加了县人民政府剿匪征粮工作队。队员们每个人发一支步枪、五发子弹、一袋大米和一口行军锅，同时还临时配发了几匹布。配发布匹，主要是为了万一因社情复杂和交通中断，与上级联系不上、发生经济困难时，可以变卖以应急需。县剿匪征粮工作队成立后，县长牛福保指示县委组织部部长李仲田担任工作队长，马上安排开展县内的剿匪征粮事宜。在李部长的带领下，剿匪征粮工作队的百余名队员，加上28名南下干部，背上行李、扛上行军锅就启程，他们经过县城五里青石板长街，一路浩浩荡荡地分赴到了各个乡镇。
南下干部王鲁、李念祥、肖焕章与几名工作队员，组成一个工作组，在县武装部一个班战士的配合下，一路来到龙潭镇境内的青龙乡和石栏乡地区。这青龙乡，所辖道二等几个小乡；石栏乡，则所辖排吾等几个小乡。两个大乡都还没有设立区级人民政府，仍然是沿袭国民党永绥县的旧体制，是原来永绥县旧政权的乡、保、甲长执政，他们对共产党三心二意、心存疑虑，部分人员甚至还与土匪狼狈为奸、造谣破坏。盘踞在这两个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和股匪，主要有青龙乡乡长陶季犹、石栏乡乡长兼八乡铲共委员会指挥杨生茹，以及原国民党保民救国独立支队司令石永安、原国民党剿共救国军九路军大队长吴昌达等，拥有四百余人枪。他们一面假装接受永绥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另一面仍然暗地里接受土匪周矮子的指派，就任国民党湘、鄂、川、黔剿共军永绥县铲共军的大大小小职务，继续在所辖地区残害和蛊惑广大劳苦大众。工作队初进青龙、石栏两个乡时，群众看见工作队员来了，就高喊：“卧扎罗！大细几尚前哨！（苗语意思是：汉人来了，大家快跑呀！）”，跑不动的老人们，则装聋作哑或装着不懂汉话，拒绝与工作队员交谈。
工作组的南下干部和武装战士都是外地人，完全听不懂苗语，而几位工作队员又均为县城人，仅仅懂得 “维吉年（苗语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董吉倒（不懂或听不懂）”等几句常用的苗话。不过，大家始终抱着一种“今天真理在胸、钢枪在手，一定要彻底砸烂旧世界、扫除一切害人虫”的信念，把恶劣的环境、艰苦的工作，看作是对自己的考验和锻炼。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工作队总结出了四条对策：一是经常让各乡、保、甲长负责通知，并召集群众召开全乡大会、保民大会和村民大会，这样既教育改造了这些乡、保、甲长，又能够顺利地向群众宣讲了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党的方针政策，促使各项减租、减息、土改、反霸和剿匪征粮任务得到圆满完成；二是走村串户直接面对群众，先把一些懂汉语的苗族群众集中起来，向他们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然后让他们再用苗语去演唱，吸引各乡村苗族群众来围观、参与，积极主动地提高群众革命热情；三是经常在驻地群众家庭，帮助干一些种地、挑水、扫地的杂物活，以减轻他们繁重的家务劳动，还时常给他们传播一些农药治虫知识，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与苗族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四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取得广大乡、村苗族群众的信任。
身处穷乡僻壤的苗族群众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政治觉悟也逐渐有了提高。他们看见南下干部、工作队员和武装战士们，都积极帮着群众挑水、扫地、干农活、打农药，纷纷私下里传颂说：“工作队的同志个个好，仁义得很，帮我们挑水、扫地、做工夫，连烟都不抽一袋，真是麻汝黛帕啊！”，有点社会经验的老人家则说：“旧社会差人下乡鸡、鸭遭殃，他们吃饱喝足不上算，还要送草鞋、送钱，才肯出门。现在解放军麻汝，不吃不拿，还帮着大家挑水、扫地、干农活，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呀！”
工作队有了群众基础，就如鱼得水了。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一些被迫上山为匪的本地农民，甚至于一些罪恶不太大、当上了小头头的小匪首，也开始纷纷下山，向工作队缴枪投诚了。陶长泽，原毕业于永绥县中第七班，曾在大土匪陶季犹手下当了个大队长。此人为匪时间短，没有什么大的罪恶，工作队上门去他家做他家人的工作，他知道后立即就带了手下十几个人下了山，向工作队缴了长、短枪十几枝和近百发子弹。陶长泽的同班同学石邦智、崔钟衡等小匪首闻讯，也纷纷下山回到本乡缴了枪，宣称投诚起义。事情颇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受到陶长泽、石邦智、崔钟衡等人的影响和大势所趋，罪恶昭著的“八乡铲共委员会”指挥杨生茹，也带了手下十余人下山，来到了工作队驻地缴了长、短枪几十枝和一挺牛角机关枪。工作队对杨生茹也采取了宽宏态度，虽说不允许杨自由活动，但没有捆绑他，还让他与工作队员同吃同住。杨在工作队一住就是十几天，因为心里没有了负担，白天与工作队员同桌吃饭有说有笑，晚上与工作队员石昌林同盖一床被，则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后来，他还对分化瓦解湘西境内各地的土匪发挥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作用，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被提前获得自由的土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