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一个女人和四个半男人》续二：王守军
王守军 (中篇)
一九六四年刚过完元旦，机械厂“机械加工分厂”钳工车间主任王守军等五十名干部被抽调出来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俗称搞“四清)，被市委组织部分了个七零八落，到了各地区再分配到“四清”实验县（每个地区先选一个县作为“四清”试点，然后再在全地区全面铺开），统称“四清工作团”，属于县委的一个新机构，分配到各公社的叫“四清工作队”，分配到大队一级的叫“四清工作组”，分配到各个生产队的叫“四清工作组驻队(村)干部”。
王守军去的这个县不仅偏远，而且贫穷落后，县政府所在地桃林镇只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是连砖都没有铺的沙土路，长四五百米，还没有路灯，所有机关、商店、学校全是平房，居民消费的场所一律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如百货公司、副食品公司、国营食堂、新华书店、公共澡堂等等，全都是唯一一家。居民的住房全都是土坯砌的，外面用泥巴抹平，倒也不透风，不漏雨。
县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了解到王守军从小在工厂学徒，对农村不熟悉，就把他分配到了“县直机关工作队”。这里所说的“机关”非常宽泛，凡在县政府所在地桃林镇的单位，统统都属于“机关”。四清工作的重点是农村，桃林镇各单位只是先学学“双十条”文件而已（在把“四清”解释为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阶段时，中央先后出台了两个政策法规性文件，各都是十条，故统称为“双十条”，后来毛泽东提议把“四清”改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并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新文件，有二十三条，被人们简称为“二十三条”，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便全面铺开了，这同时也便成了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酝酿、准备和预演），“机关工作队”的工作也便显得十分轻松，两三个人为一组，随意地到各单位走一走，看一看，听听大家学了“双十条”后的讨论发言。这让对社会了解不多的王守军大开眼界。县委大院里的干部个个郑重其事，一本正经，整天泡在文山会海里不急不躁。中学的老师们大都文质彬彬，彬彬有礼，眼神儿里却流露出对四清干部的瞧不起。文化馆里的人整天自由地吹、拉、弹、唱、写字、画画儿，竟然算是正经工作，这让习惯于在车间干活儿的王守军很不以为然。街道妇女们扶老携幼地聚在一起学习“双十条”，大人孩子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几乎淹没了居委会主任的朗读声。农机修配厂的职工从装束到行为做派不像干部，不像市民，不像农民，也不像国营大企业里的工人，好像是一群边缘人，各又带着一点儿干部、市民、农民、工人的气质，是“混血种”。县晋剧团里的人聚在一起学习“双十条”时给人的印象最深，他们像是各界来的代表，分别像老农、商贩、贵妇人、娇小姐、村姑、农村学生、在逃犯、手艺人、二流子，个个特色鲜明，彼此又像一个村里的街坊和有着多年交情的朋友，非常开放，随便得很。随便到什么程度呢？举一个典型例子：一个唱花旦的叫秀秀的女孩儿有一天跟一叫李保贵的武生演员说：“我肚子疼。”那个李保贵就说：“给你灌点儿浆就好了。”说完，拉着那个秀秀到了自己的宿舍，二人发生了关系，秀秀也就真地不肚子疼了。第二天，剧团有人给四清工作组递了个条子，揭发了这件事，。一向视“男女关系”为资产阶级腐朽作风的四清工作团团长汪然之看了条子后很生气，说这是敌对阶级的流氓分子在四清运动中顶风作案，要求严肃处理。组织部经请示县委领导后，决定开除这两个人，以杀一儆百，保证运动的顺利进行，并通知剧团团长照办。团长陈玉成、副团长辛月仙很为难，又不得不照办，只好折衷一下，经过反复权衡，为剧团的长远利益考虑，建议只把李保贵开除，秀秀是当红的台柱子演员，让她做个口头检查(秀秀没有上过几天学，写不了书面检查)，让群众批判一下就行了，千万不能开除。三天后，李保贵卷起铺盖流着眼泪回乡下去了。秀秀当众检查时没有超过五句话：“那天我说肚子疼，保贵说给我灌点儿浆就好了，我就跟他到了宿舍，然后就发生了关系。完了。”群众听了笑笑而已。组织部去的干部发话：“你说得详细点儿。”
秀秀：“这就很详细。”
干部：“整个过程你们俩都说什么话了？”
秀秀：“这还用说什么话？什么话都没有说。”
干部：“那天你真地肚子疼了吗？”
秀秀：“没有。”
干部：“那你为什么说肚子疼？”
秀秀：“我想他。”
干部：“你一说肚子疼他就懂了？”
秀秀：“那有什么不懂的？”
干部：“你，你，你对你的行为有什么认识？”
秀秀：“这是错误呗。
干部：“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
秀秀：“这是男女关系的错误呗。”
干部：“犯了错误怎么办？”
秀秀：“改呗。”
干部：“怎么改？”
秀秀：“作检查呗。”
干部：“那你就好好检查。”
秀秀：“刚才不是检查过了？”
组织部来的干部没有办法，只好发动大家：“大伙儿发言批判!”
一“老农”(大概是鼓乐手)：“都检查过了，都让她丢过人了，还批判啥？”
大伙儿七嘴八舌：“是啊，这有啥可批判的？”“赶快散会吧，我们还要排练样板戏呢。”
那个时候在正式处分“男女关系”当事人之前，都必须让他们先做“检查”，而且必须十分详细，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遗漏。组织部来的干部一看这阵势，加上运动刚开始，工作很多，又遇上一个没有文化的秀秀，只好草率了结此事，反正李保贵已经被开除回家了。
这件事让王守军思考了好几天。剧团的人怎么把男女关系看得如此淡？但是，这件事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也说不清楚。不过，他很为武生演员李保贵感到惋惜，就为这件事他被开除回家，断送了他所喜爱的戏剧事业，今后怎么活？他会种地吗？不会种地就挣不了工分儿，他吃什么？自己没有吃的，将来还怎么娶媳妇养家糊口？王守军很长时间里都还牵挂着李保贵的命运。
“四清”试点县必须各方面出成绩，要在各方面成为全地区的样板县，四清工作团提出的目标是要把这个试点县搞成类似于红军时代的“兴国县”，要出人才，出干部，工业发达，农牧业兴旺，文化繁荣。在工作团的倡议和推动下，县党校办起了一个“毛主席著作讲习所”，动员对毛主席著作学有心得的人分别去讲课。农机修配厂办起了一个“工人技术业余学校”，王守军被指定为这个学校的代理校长，负责对全镇（后来还包括了下面各公社）的工人进行“基本技能”的培训。所有职工和街道居民要学会三到五首兴国山歌，由文化馆油印了歌篇儿分发下去。一九六四年的九月份地区文化局要搞一次文艺大汇演，每个县出一台不少于一个半小时的节目，而四清试点县必须出两台节目，一台专业的，一台业余的，这当然要由县剧团和县文化馆分别承担了。农区的产量、牧区的牛羊数量都必须打破历史记录。
靠什么完成以上任务、取得以上成绩呢？汪然之说：“我们要靠毛泽东思想，靠毛主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伟大教导，将咱们的四清试点县搞成类似于红军时代的兴国县。……阶级斗争无所不在，我看西街那个车马大店就是个典型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小店儿，是个藏污纳垢的场所，什么人都有，应该把它拆了，铲平了，至少先封起来。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发展到今天，怎么还能允许私人开这么一个店呢？……”
汪然之所指的这个车马大店至少有百年的历史，对远来的车马、外地的商贩、路经此地的闲杂人等提供简易实用的服务，桃林镇没有哪个单位能代替它的功能。当汪然之在县、公社、大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上给它定性为“南斯拉夫小店儿”时，当地干部都感到吃惊，觉得无法理解。三天后，执行汪然之指示的桃林镇公社(代行一九五八年前的镇政府职能)不忍心把这个车马大店拆了，平了，而是通知店主暂停营业，关闭大门，听候处理。封条和“暂停营业”的公告上午贴到大门上的，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远路生产队的三辆马车、一辆牛车和牧区公社来的八只羊便停在了门口，这几个人吵吵着要住店。有热心人从店主家把店主找来，让他开大门。店主解释说：“我是奉命关张，没有上级指示不敢放你们住店，再说，店里只有草，没有料，做饭的师傅也回家了，……”这几个社员说：“有草就行，人也可以不吃饭，只求人、畜有个歇脚的地方就行。”店主出主意说：“这样吧，来拉救济粮的，可以把车赶到粮食局或粮库大院儿去；来拉日用百货的可以去供销社找人帮忙；给副食品公司送羊的可以把羊赶到副食品公司去；……”来此闲逛看热闹者中有人出主意说：“你们最好把车赶到县委大院去，四清工作团就住在县委大院儿，让他们给想办法，因为车马大店是他们让封的。”
这几个远路来的社员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大骂四清工作团是“只吃粮食不办人事的灰圪泡”(灰圪泡大概是“杂种“、“大姑娘养的”之类的意思)，便起哄似地把车辆和八只羊往县委大院儿赶，传达室老汉开始不让进，经这几个社员一番诉苦后，老汉很是同情，便引领他们把车辆和八只羊赶到大院儿西南角男厕所附近，几个社员和衣睡在第一排平房的走廊里（那正是县团委、妇联、宣传部几个单位办公的地方）。第二天，县委大院的干部们来上班，看到一大片马、牛、羊和四辆车以及满地的粪便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乐了，还有人说风凉话：“好哇，县委大院儿代行车马大店的职责，这才叫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呢!”
县委书记找到四清工作团团长汪然之提建议：“汪团长呀，这西街的车马大店在目前条件下先不能封，等桃林镇建起了国营的车马大店后再封吧。”大机关来的汪然之让了步，同意西街的车马大店“暂时继续营业”。
王守军很认真地奉命办起了“工人业余技术学校”(其实是在上班时间上课，属于短训班性质)。王守军在老厂是有名的钳工技师，人称“王全活儿”，不仅钳工活儿全能干，车、铣、刨、磨、冲、钣也都会，甚至木匠活儿也干得不错。他给各单位来的三十来名青年工人上的第一堂课是“工厂安全常识”，共讲了三个问题：一，工厂一般性安全知识；二，车、铣、刨、磨、冲床的安全操作；三，各类常用工具的正确使用。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在讨论中例举了不少亲见、亲历和耳闻的大小事故，以证明“王校长”的课讲得非常实用。最后，王守军给大家布置了作业：“从明天起，每人利用农机修配厂或你们原单位的设备，随便地做一件或几件活儿，大活儿、小件都行，生产用、生活用或是玩具没有限制。我可以看着你们干，你们也可以把干完的活儿拿来让我看，三天后即星期五我来统一讲评、打分儿，大家也可以互相观摩、评论，共同提高。星期六上午这第一批学员就算结业了，到时候四清工作团的汪团长还要来讲话。”
王守军的长项就是干具体话儿，他不善于讲理论。他用布置作业的“实干”方式代替上课，既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对学员们来讲又非常实用。
星期五讲评、打分儿，大家又互相观摩、评论，都觉得这一星期的学习非常有收获。有几个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学员还要申请参加第二期学习班，要求“王校长”能给他们上几次制图、识图课。王守军为难了，向大家交了底儿：“我是个学徒出身的车间干部，专长是钳工，识图可以，但装配图除外；照着实物仿造也行，但制图不行，按照别人的用途要求设计一个图纸更困难。我老婆在这方面是内行，在大学是学习机械制造的，可惜离婚了，又远在老厂，不可能来给大家上课。”大家友好、同情、惋惜地笑了笑，没有再说别的。
上午的活动结束后，跟王守军混熟了的学员们便议论起他的私生活了。“王校长真厉害呀，曾娶过一个大学生做老婆。”“王师傅，你们两个为啥离婚？是不是人家大学生瞧不起你？”“老王，你们两个复婚多好，一起调到咱们县搞工人培训，准吃香。”“王师傅，跟四清工作团的汪团长说一下，把你以前的老婆借调来，你们两个在咱们县搞一个工人技校吧。”“王校长，我们帮你介绍个对象吧，你有什么条件要求？”王守军始终微笑着听大家七嘴八舌地乱说一气，他“嘿嘿”地笑着一句话不说。但他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四清工作队员不准在当地谈恋爱。”学员们不服气：“不准搞男女关系还差不多，哪有不准谈恋爱的道理？”
星期六上午汪然之对第一批学员的结业讲话非常诚恳：“听了你们的汇报、看了你们的实物作业，我觉得你们为咱们县的工人业余学校开了个好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建议你们回去后向领导作汇报，动员更多的同志来参加下个月开办的第二期学习班。我们是四清试点县，一定要在工、农、牧、副、商、文、卫、体、教、武等各方面出成绩，把咱们县搞成全地区的兴国式的样板县。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你们又为工人学好技术开了个好头，这经验值得推广，我们可以陆续办农业业校、牧业业校、卫生业校、教师进修班、民兵军训班并开展军事大比武、剧团要多收徒弟、文化馆要为各单位的文艺爱好者开办歌舞学习班、干部要轮流参加党校的毛主席著作讲习所、……”大家听了很受鼓舞，但并不十分上心，因为别的事情跟他们关系不大。
会后，学员们昨天对王守军讲的话又大体跟汪然之说了一遍，汪然之听了后夸奖说：“看我们的工人阶级多么上进，多么富有同情心，建议把具有专业知识的王守军同志的前妻借调来办技校，还操心帮老王找对象，这事儿咱们一起找机会吧。……想进一步学习识图、制图的同志请举手，——噢，有七八个人呢，不少。我倒有个想法，在没有老师讲这些课之前，可以跟地区的机修厂联系一下，请他们来个技术员给讲课或者咱们到他们厂去听几天课，顺便参观一下他们厂，甚至实习实习，……”学员们听了响起一片掌声。
汪然之说话算数，三天后与地区机修厂交涉成功，七月二十日星期一可以去十个人到他们厂学习、参观和简单实习。这事儿就安排王守军负责，最后落实到七个人，七月二十日准时出发了。
一九六四年已经有很多地方剧团移植京剧革命样板戏了。当时权威方面有个规定，唱腔可以移植，唱词不能改动，服装和动作不能走样，必须按“样板”来。县晋剧团在上半年轮流演出过几场《沙家浜》和《红灯记》，被城里来的看熟了样板戏的四清工作团的人挑了不少毛病。凡跟京剧革命样板戏不一样的地方统统是“毛病”。为了参加地区汇演，县晋剧团里的人也决定去地区学习一个星期，参观地区京剧团的演出，请京剧团的人作辅导。对此，汪然之更是大力支持，并给予安排。这样，晋剧团的十几个人与王守军带领的七个人同乘一辆解放牌汽车出发了，而且同住在机修厂的一个空厂房里。机修厂对来自“四清试点县”的同志很热情，把空厂房里原来就有的两个很大的“更衣室”里的破旧工具箱统统抬出来，用大型机床的包装箱旧木板分别搭两个大通铺，又另外接出一个类似的大空间来，也搭一个通铺，成为三个大空间。这一头的空间住王守军带领的七个人，另一头住陈玉成团长、几个男演员和乐队，中间的空间住副团长辛月仙和另外三个女演员。那个时候旅店业不繁荣，集体出去的人大都采取这种在大单位“借住”的方式，一般都免费，只是吃饭要自己掏钱。
白天，这两伙人分别忙于参观、学习、接受指导，晚上，剧团的同志抓紧排戏，闲下来的王守军等人则围上来看热闹。头一天晚上同时看热闹的还有家住在附近的几个工人，当他们得知那个指导排戏的副团长就是赫赫有名的“金补丁——辛月仙”时，消息传了出去，第二天、第三天来看热闹的人就逐渐多了起来。
辛月仙出身于一个皮货商家庭，但同时又是一个书香门第，祖辈、父辈都出过留洋的大学生，如果不是内战，她或许也能留洋，至少能上到大学，结果却是刚上到九年级就辍学了，以十六岁的“高龄”于一九四八年进了省会一个剧社学习晋剧。辛月仙学习晋剧可以说是上天的精心安排。她母亲是晋剧演员，在辛月仙三岁时就开始教她学戏，同时还练身段，学武功。辛月仙对学戏很上心，不管学哪一出戏，她要把所有角色的戏都学了。她所以决心进剧社学戏，就是想真地当专业演员了，这就需要“镀金”，混一个“出师有门”，以便早一点正式登台演出。她是剧社文化程度最高的学徒，知识面远远高于师傅，理解力和悟性非常高，加上师傅和辛家是世交，辛月仙在“分红”上虽然是学徒待遇，却处在类似于“外请演员”的位置，生旦净末丑什么角色都能上，是剧社的宠儿，也就很快成了观众心目中的“红角儿”。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辛月仙回到了故乡桃林镇，进了“前进剧社”。一九五六年剧社改为国营剧团后，“前进剧社”改为了国营的“前进剧团”，她就成了由政府任命的副团长。
桃林镇中学有个“国语”教师叫向子期，先后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评介辛月仙的人品和戏品，说平时生活中的辛月仙像“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潮女教师，文静，端庄，极具修养，上了台进入角色后，简直是另一个人了。演青衣、花旦应该说是她的本行当，可是，她演的媒婆、刁妇不是也很让人称道么？辛月仙是长城左近戏曲界百年一遇的奇才。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竟然能够演刘备、关公、张飞、赵云、诸葛亮甚至曹操，能不让人称奇吗？她为人谦虚，从不以“角儿”自居，不拿大牌架子，总是戏称自己是一块“戏补丁”，能够随时补补台、救救场而已。在作者看来，她是一块“金补丁”，是“万能补丁”，是谁也替代不了的大师级“补丁”。正是靠了向子期的这几篇文章，辛月仙“金补丁”的艺名便在长城外流行开来。
一九五二年辛月仙二十岁时与向子期结为夫妻，三十岁的向子期也辞掉了中学的工作，当了“前进剧社”的编剧。所谓“编剧”，还没有来得及创作新剧本，只是在移植其他剧种的剧本时进行一番再创造而已。一九五六年剧社改为国营剧团后，向子期拟了几个创作大戏的计划，主角儿都是帝王将相，第二年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下放到一个十年九旱的穷乡村过起了被劳动改造的生活。其实，向子期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只是因为县里没有完成抓右派的任务，便向各单位追加任务，其中剧团就分到了抓“一至两名”右派的任务指标。可是，抓谁呢？除了辛月仙、向子期两个人算是知识分子，其他人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几乎都没有资格当右派。可是，总不能让两口子都当右派吧？那太不近人情了。县整风领导小组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在了向子期的头上，下放到一个穷乡村进行劳动改造。向上级递送材料时得多少写几句“右派事实”吧，便把向子期计划中的剧本创作派上了用场，写了“该右派准备写几部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剧本，以影射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不如封建社会好”几句话。这种先定罪名后罗织“罪行”的做法真是让后人无法理解。“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九六0年，向子期病饿死在了乡下，时年三十八岁。‘
机修厂的工人和家属观看了辛月仙排练样板戏时果然觉得辛月仙名不虚传。辛月仙既可以给女演员示范李奶奶、沙奶奶、李铁梅和阿庆嫂的表演，又能给男演员示范李玉和以及刁德一、胡传魁的戏，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也让一向爱看戏的王守军大开眼界。
桃林镇来的七个人大都跟辛月仙很熟，在排戏前后就很自然地帮忙整理场地、搬搬桌凳什么的，作为带队人的王守军自然也来搭把手。辛月仙早就发现王守军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因为在剧团学习讨论“双十条”时，几乎没有听到过他一句“辅导”性发言。在处理秀秀和李保贵的事情时，王守军曾向组长提过“都不要开除”的建议，组长无奈地说：“这是汪然之和县委书记拍了板的事情，咱们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的说话不跟放屁一样？”当辛月仙后来听到这一背后的插曲时很有些感动，觉得王守军是个厚道人。正因为有了这些了解和判断，辛月仙便常常礼貌性地主动跟王守军打招呼。王守军作为四清工作队的干部也必须表现出“能跟群众打成一片”的样子，内心所想的问题也就能常常见诸语言（在工厂时他所想很多，但就是不愿意说，怕人讨厌，因为他自己就很讨厌爱说话的人），比如他向辛月仙询问过学戏的过程，称赞过辛月仙的表演艺术。有一次王守军很认真地问：“辛团长，秀秀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来学习？”
辛月仙说：“秀秀到乡下看望李保贵去了，说是要动员李保贵早点儿跟她去领结婚证。”
王守军很吃惊：“秀秀和李保贵是恋爱关系？”
辛月仙说：“我和陈玉成团长来之前曾认真地分析了一下这两个人的关系。秀秀是个活泼的孩子，跟谁都敢打闹，但是，从来不跟李保贵打闹，视李保贵如兄长，倒是李保贵常逗着她玩儿。从现在想得起来的一些迹象看，秀秀可能只跟李保贵一个人有性关系，……”
王守军听了“性关系”三个字后脸马上就红了。
敏感的辛月仙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心里感到好笑，她想不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城市男人还如此封建，只好“删掉”一些内容说下面的话：“看来，秀秀想和李保贵领结婚证不是意气用事，而是真心相爱，……”
王守军又脸红了。在工厂一向不跟女性单独在一起的王守军大概想不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在一个男单身跟前说起性啊爱呀这些男女间的事儿，竟然像说起吃饭、穿衣这些事情一样从容，自如。
辛月仙只好又“删掉”一些内容说话：“因此，我和陈玉成团长没有强行劝阻秀秀去乡下，而是建议她快去快回，看望一下李保贵就行，领结婚证的事暂时放一放，等参加完九月份的文艺汇演再说。”
王守军说：“辛团长，你看秀秀不和你们一起来学习，是不是对组织上对他们的处理不满意？”
辛月仙说：“不排除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王守军说：“这两天我看小刘演的这个李铁梅比秀秀差远了。”
辛月仙说：“王师傅还是挺有眼力的，——小刘是演李铁梅的B角，还处在培训阶段，连台词还没有全记住呢。”
来地区机修厂学习的七个人中有一个工人叫张浩浩，年龄比王守军小不了几岁，非常崇拜王守军的技术，又是个热心人，趁王守军和辛月仙聊天的机会，他把陈玉成拉到厂房外面出了个主意：“老陈，陈团长，你们辛团长是不是还没有找到对象？我看就让她找王守军吧，钳工技师，人挺不错的，老实又厚道，你给牵个线，搭个桥？”
陈玉成笑了笑：“这两个人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三十多岁，一个有儿子，一个有女儿，又不是初婚，还用得着咱们牵线搭桥？他们俩如果内心都有感觉，会自己走到一起的，哪用得着咱们去操心？你说呢，浩浩？”
张浩浩：“我看老王看辛团长排戏时的那种痴痴迷迷的神态，他对辛月仙肯定有想法。”
陈玉成又“嘿嘿”一笑：“对辛团长有想法的人成千上万，关键是辛团长自己得有想法。辛团长可不是一般人，她能找一个凡夫俗子做丈夫吗？”
陈玉成当然比张浩浩更了解辛月仙，而且还帮辛月仙介绍过几个对象，都是辛月仙的戏迷，但辛月仙一个都不见。辛月仙对陈玉成是这么解释的：“不懂戏，不会研究戏剧艺术的，只是看上我漂亮的一般戏迷，我找他干什么？我爸爸曾是我妈妈的戏迷，但结婚后却不准我妈妈再当戏子了，婚姻的开始竟成了妈妈对戏剧艺术的告别，我不想重复我妈妈的悲剧。找对象这事儿我可以降低要求，男方可以对戏剧艺术没有研究，但必须尊重戏剧艺术，懂得生活，全身心地支持我所从事的戏剧事业。”
张浩浩听了陈玉成对辛月仙的一番介绍后，觉得辛月仙对婚姻的要求太高了，一般人是不容易当上她的男人的。张浩浩已经把王守军当作朋友，视为兄长，真心实意地想把他留在桃林镇，就对陈玉成说：“陈团长，我的意见你还是找机会试探试探辛团长的口气。如果另有合适的人选，你也不妨给王守军介绍介绍。据我观察，老王即使看上什么人了，他大概也不会主动搭讪的。王守军可能不会谈恋爱。”
张浩浩说对了，王守军就是不会谈恋爱。在老厂他从不跟女性单独在一起，这样的人还怎么谈恋爱？当年要不是姜素云介绍，他连怀上别人孩子的刘敏恐怕也娶不上。王守军自参加四清工作后，多少还有了些进步，能单独跟女性说上几句话了。王守军是个孤儿，“社会存在”使他形成了内向的性格，他的文化道德观念来自学徒时师傅对他的教育和戏曲、说书对他的影响。他从小就接受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文化观念，生活上的追求只不过是“结婚生子”而已，他从没有想过更多、更丰富的生活内容，能够看上一场好戏就算是奢侈的生活了。他欣赏戏曲艺术，崇拜戏曲演员，但从没有想过娶一个戏曲演员做老婆会给生活带来多少精彩。他对辛月仙欣赏又崇拜，但没有产生过任何与辛月仙有关的性幻想。当张浩浩问他想没想过娶辛月仙做老婆时，他认为这是张浩浩拿他寻开心，说了句“别胡说八道”后就再不搭话茬了。
陈玉成也认为张浩浩想撮合王守军和辛月仙搞对象是乱点鸳鸯谱，并当笑话说给辛月仙听。辛月仙倒也当笑话听了，并淡淡地说了一句：“王守军倒是个厚道人，过平常日子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第六天即七月二十五日下午，王守军一行八人先回桃林镇了。晋剧团在二十六日利用星期天在地区京剧团排练厅把《红灯记》和《沙家浜》各彩排了一遍，请京剧团的几位老师验收了一下，基本合格。京剧团的几位老师对辛月仙扮演的李铁梅和阿庆嫂评价很高，说是“其艺术水准不亚于国家样板团所扮演的同一角色”。七月二十六日下午，晋剧团也返回了桃林镇。
文艺是政治的影子。汪然之非常希望在九月份的文艺汇演中作为“四清试点县”的两台节目能产生巨大影响。汪然之先找来文化馆馆长汇报群众节目的筹备情况，后又把陈玉成叫去询问晋剧团的安排。陈玉成说：“我和辛月仙反复商量的意见是不演整本的戏，只排三个片段或叫三折戏去参加汇演，一是《沙家浜》的“智斗”一场，一是《红灯记》中“痛说革命家史”一场，中间穿插一折传统戏比如《打金枝》什么的。”
汪然之说：“这样安排好，不单调，也最能显示我们团的艺术功力。那谁来演阿庆嫂呢？”
陈玉成说：“当然是辛月仙来演了。这个角色她让不出去，没有谁能达到她的水平。”
汪然之问：“谁演李铁梅呢？”
陈玉成说：“理想的安排是由辛月仙来演李奶奶，秀秀演李铁梅，可秀秀的精神状态不太好，老往乡下李保贵那儿跑，说是准备跟李保贵结婚。到时候秀秀要是上不了场的话，我们研究的第二个方案是由辛月仙来演李铁梅，仍让演沙奶奶的韩大姐演李奶奶。”
汪然之若有所思的样子：“想不到秀秀这孩子还挺痴情。……老陈，辛月仙守寡好几年了吧，她怎么不再组织个家庭？”
陈玉成：“难哪，谁能配得上她？……汪团长，我跟您说个笑话：去机修厂学习的七个人中有一个叫张浩浩的您可能不太熟悉，他竟然动员我给辛月仙当一回媒人，把辛月仙给王守军介绍一下。这怎么可能呢？这两个人根本不搭调儿。”
汪然之微微笑了一下：“我看也不行。一个共产党员，四清干部，怎么能找一个右派分子的遗霜做老婆？何况辛月仙还是资本家出身。”
陈玉成：“汪团长，我说这两个人不搭调儿不是从政治上说的，而是从职业、文化档次上说的，至于政治么，我说，老汪同志，您对辛月仙同志可能还不十分了解，她死去的丈夫向子期是个没有任何右派言论的右派分子，当时全桃林镇的人几乎都知道他是冤枉的。至于辛月仙的出身，也不是什么资本家，最多算是个小业主，是做皮货生意的，只收购、贩卖，没有自己的加工作坊，偶然雇一两个脚力而已，挣下钱不买房子不买地，全用在儿女求学上，她们家最多的是藏书，其次才是皮货。……”
汪然之又是若有所思的样子：“照你说的情况看，辛家还真是一个正经人家呢。我进一步了解了解情况看，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也不妨给王守军介绍介绍。”
汪然之对王守军婚事的关心是真实的，不是装模作样。县委主要领导被“四清”清出了一些经济问题，还有男女作风问题，“四清”结束后汪然之有可能要留任县委书记。他现在领导运动的同时正暗暗做着两件事，一是要物色一些较优秀的四清干部留在本县，二是做些让全县“百业兴旺”的筹划工作。汪然之认为，革命的根本目的最终都要落实到工农牧副业的发展上。王守军是工业生产方面的技术人才，必须留下来，如果给他找一个满意的对象，在桃林镇安了家，这于公于私都是好事。
汪然之办事认真、周到又果断。当他更多地了解了辛月仙、王守军的一些情况后，决定撮合撮合这两个人的婚事。九月份的地区文艺汇演时，全县组织了一个统一的“文艺汇演代表队”，由陈玉成任队长，辛月仙和文化馆馆长任副队长，分别负责专业小队和业余小队的工作，总人数约六十来人，却把王守军抽来担任“文艺汇演代表队”的指导员，兼管生活杂务工作，代表队仍然借住在地区机修厂那个大空厂房里。这对王守军的管理带来了很大方便，因为他已经是机修厂的熟人了，联系起事情来熟门熟路。
“四清试点县”的两场演出非常成功，充分展示了四清后的全县人民的精神风貌。文化馆负责的那台群众业余节目除了三五个社会上流行的现成节目（如表演唱《老两口学毛选》）外，大都是职工、农牧民社员自创自编的，如反映民兵工作的《大庙比武》，反映牧民生活的《移牧路上》等。比较新颖的是把蒙古族说书“好来宝”编成了有领唱的合唱(其实是齐唱，那时候的人们一般分不清“齐唱”和“合唱”的区别)，节目的名称叫《其其格见到了毛主席》。还有一首表现新旧社会对比的被人们叫作“合唱”的齐, 唱歌曲《我的家乡后大滩》，也得到了领导的好评。晋剧团那场专业演出可以用“无可挑剔”作判语，辛月仙扮演的阿庆嫂和李奶奶以及秀秀扮演的李铁梅非常成功，都获得了“一等演员奖”，各领回一纸印有毛泽东头像的红绿图案相间的大奖状。
在整个汇演过程中，王守军“坐怀不乱”的表现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专业的或业余的女演员们大都活泼好动，对王守军在女性面前的不苟言笑、一本正经觉得很好玩儿，反而有事没事跟他胡扯，故意逗他，他则有事办事，无事转身走人。用今天年轻人的话说，王守军简直是个“另类”。
人们从习惯的角度认为王守军是个正派人，辛月仙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且有些欣赏他的不说“废话”的性格。正因为如此，当汪然之以“组织”和“介绍人”的双重身份问她“愿意不愿意跟王守军处朋友”时，她点头说，愿意考虑考虑，不过，辛月仙心里感到好笑，都什么年头了，找对象还需要别人来“介绍”。
过了几天，已经正式担任了县委书记的汪然之找王守军谈话，说下面各公社的四清工作已近尾声，为了巩固四清运动的成果，有些优秀干部需要留在本县工作，这其中就有你，相信你会服从组织分配的。……组织上非常关心你的个人问题。听说“工人业校”有个叫张浩浩的曾经问过你愿意不愿意找辛月仙，你当时没有表态。我最初听到这件事情时也有点不同意，觉得辛月仙成分太高，死去的丈夫又是右派分子。后来我让组织部的人查了查历史档案，又向一些本县的老同志了解了一下，她丈夫这个右派分子确实没有什么反动言论，辛月仙出身算是个小业主，成分不是很高，城镇的人嘛，总得要靠做生意维持生计，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象你可以考虑。你要是同意呢，我就去给你当一回红娘；你要是不同意，咱就再物色别的对象。嗯？
王守军犹豫着。他和技术员刘敏离婚后，诚如促成他婚姻的技术室主任姜素云所分析的，他已经不大可能再找一个大闺女做第二任妻子了。可是，找辛月仙这样的戏曲名角儿他是毫无精神准备的。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他内心还有一个顾虑，辛月仙都三十二、三岁了，她还能生孩子吗？他已经不再追求生三男二女的理想了，可是，“王多多”并不是自己的亲骨肉呀，长大了一旦被他的生父张宏生认领了去，自己不就成了“绝户头”了？……
汪然之追问了：“老王，说话呀，我等着你表态呢。”
王守军望着汪然之说：“汪书记，辛月仙都三十多岁了，她还能生孩子吗？”
汪然之愣了：“还生什么孩子？你有个十来岁的儿子，她有个十来岁的女儿，你们结了婚后就儿女双全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嗨，我那儿子，……”王守军刚要解释，忽又打住。他不能轻易向别人暴露“王多多”不是亲儿子的秘密。
汪然之照自己的理解安慰王守军：“你儿子的抚养关系既然已经转到你名下了，你还有什么顾虑？你结婚后把他接来身边就是了。”
王守军避开关于儿子的话题：“我怕配不上人家辛月仙。”
汪然之说：“你堂堂共产党员，钳工技师，纯而又纯的工人阶级，还配不上一个小业主出身的戏子？——噢，应该说是文艺工作者。”
王守军非常勉强地说：“如果人家愿意，不嫌弃咱，组织上又觉得合适，那我就听您的呗。”
汪然之所总结的王守军的政治优势，确实成了促成这桩婚事的重要因素。
自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发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动员后，出身不好的人竟然祖孙几代人受牵连，承受着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包袱。所以，出身和家庭成分问题几乎是全社会的人都十分看重的问题。
辛月仙就自己的婚姻问题及时地向母亲作了秉报，母亲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说嫁给一个少知识又不懂艺术的工人有什么共同语言？生活中还有什么情趣？辛月仙解释说，嫁给一个知识分子要时不时地遭遇政治风险，有思想言论和没有思想言论都会有风险，哪有嫁给一个工人、农民保险？接着辛月仙就向母亲介绍王守军的正派、厚道的为人，还说这桩婚事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改变女儿乃至几代人的家庭成分，将来到社会上就再不会受政治歧视了。
辛月仙母亲因为家庭成分、又因为有一个当右派分子的女婿，饱尝了在政治上遭受歧视的滋味，最后只好同意女儿的决定：“你要认为这桩婚事能行，那就听天由命吧，我能陪你们生活几年？”
一对本来可以通过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人却通过介绍人的牵线搭桥结为夫妻，这至少让当事人之一的辛月仙感到好笑。那天两个人到桃林镇公社领结婚证时，辛月仙还是蛮高兴的，这毕竟了却了她一件大事，女儿以后上学、工作就可以在“家庭成分”一栏里填上“工人”二字了，这样的前景想一想都让人感到欣慰，于是便去挽王守军的胳膊，吓得王守军赶紧把她的手推挡开，并旁顾左右看是否有行人看到了刚才这个举动，还小声说：“还没有领结婚证呢，别这样。”辛月仙没有生气，也不觉得奇怪，她知道王守军就是这么一个“古旧”的人，反而还有一种遇到一个“处男”的淡淡的喜悦。那个时候领结婚证很简单，用不着先拍个“结婚照”，从单位开上介绍信就能领到两张花花绿绿的方方正正的纸。
两个人从桃林镇公社领了结婚证出来时，辛月仙又很自然地去挽王守军的胳膊，又被王守军把她的手推挡开了：“别，别，让人看见了多不好。”这回辛月仙有点儿生气了：“别人看见怕什么？咱们已经是夫妻了!”
王守军郑重其事地说：“你看看街上一起行走的两口子，有谁挽着胳膊走路了？”
王守军说的是实际情况，在北方边远的桃林镇这个小地方，夫妻间没有挽着胳膊走路的，热恋中的年轻人也没有手拉手、挽着胳膊走路的情况。
两个人在唯一的一家百货公司的副食品柜台那里买了几盒烟、几斤水果糖到剧团一分发，结婚的程序就算走完了。那个时候人们结婚很少有大操大办的，初婚者要举行结婚典礼，向毛泽东像三鞠躬，向父母一鞠躬，夫妻间一鞠躬，摆上一两桌酒席招待一下亲友们就算完事，不像旧社会那样坐花桥、请鼓乐、放鞭炮、撒粮食、过火盆、跪天地、拜父母、大晏亲朋，更不像现在这样有十几辆小轿车绕街行，还专门请有摄像师录像，酒席摆上几十桌乃至上百桌。四清运动中的一九六四年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夜，社会上的政治空气给人一种大阴天的感觉，有点憋闷，呼吸不畅，人们好像没有多大兴趣去“热闹”了，更何况这两个人都是再婚，按照传统习惯再婚者也不兴大操大办。
辛月仙有自己的一处三合院，北屋是厨房，还有一个大火炕；东屋是书房，藏书很多；西屋是她练功、教戏的地方。这个三合院跟她母亲的有着一套严谨的四合院的老宅子隔着一条街。结婚这天，辛月仙把十一岁的女儿向欣荣送到母亲那里去住了。
新婚之夜，两个人早早地开始了房事。久旱的土地逢甘露，彼此急不可耐地很快融化到了一起，都得到了充分满足。事后辛月仙说了一句话：“老王的本事还真行。”王守军“嘿嘿”一笑算是回应。辛月仙这才意识到，在整个过程中王守军竟然没有说一句话，便说：“刚才看把你忙活得连一句话也顾不上说了。”王守军翻身下马，说了句“下一次是星期五晚上”，便滚到旁边准备睡觉。辛月仙乐了：“你这是在订生产计划呀，还安排了个具体日期？——你累了？累了就早点睡儿吧。”
辛月仙不知道这是王守军的房事习惯，一周两次，雷打不动。巧的是王守军安排的这个时间同当年和刘敏行房事的时间是一样的，都是星期二和星期五晚上。
星期五晚上的房事程序几乎是星期二的重复，一点新内容没有增加，辛月仙在精神上有点儿失落感。两个星期的四次房事之后，辛月仙决定对王守军进行一番“培训”。
婚后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一的晚饭辛月仙多做了两个菜，有意识地拖到八点多才吃饭，拿出了一瓶当地最好的白酒，专门挑了一个最小的酒盅儿，说：“老王，请坐，我今晚要一小盅儿一小盅儿地给你斟酒，还给你唱小曲儿，让你喝个痛快，喝个够，体会一下酒文化的丰富。”
王守军：“不用你斟酒，我自己来。——这酒盅儿太小，拿个茶杯来，倒上二两就行。”
辛月仙没有理他，按设计把他摁到椅子上，随即坐到王守军的大腿上，左臂搂住他的脖子，先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说：“今晚我要一口酒、一口菜地亲自喂你，……”
王守军：“你今天怎么啦？”
辛月仙：“这叫度蜜月。”
王守军.：“啥叫度蜜月？”
辛月仙：“蜜月是洋人的说法，说新婚第一个月夫妻两个亲热得像蜂蜜一样，又甜又粘，所以叫度蜜月。”
王守军：“那你别坐在我腿上呀!”
辛月仙：“我愿意，我高兴，我想舒服。你不想让我舒服吗？”
王守军：“好，好，那就这样坐着吧。”
辛月仙右手斟了一小盅儿酒，端起来灌到王守军嘴里，没有灌好，三分之一流在了嘴外，王守军刚要用手去擦，辛月仙没有让他动，而是用舌头在他唇外把酒舔了一下，然后用舌头送到他嘴里，弄得王守军先红了脸。接着，辛月仙夹了一筷子凉菜往他嘴里送，一根长粉条儿搭在了王守军的下巴上，辛月仙赶紧把粉条儿吸进自己嘴里，然后又口对口地把粉条儿送进王守军嘴里。
王守军：“这多费事呀。”
辛月仙：“我就愿意这么费事。——我给你唱一段解放后禁演、禁唱的《小寡妇思夫》吧。我边唱边给你斟酒、夹菜。”
辛月仙从母亲那里学了一些密不外传的过去的官方“禁戏”唱段和民间“酸曲儿”，母亲告诫她这些唱词只能唱给自己的丈夫听，以丰富夫妻生活，千万不能教给别人，更不能唱给别的男人听。当年的向子期差不多都听过，对文理不通处、用词过于冷僻的还进行了改动。今天的王守军听得很入迷，酒也喝得很有滋味，右手还不由自主地在辛月仙后背、臀部抚摸、揉搓，还自言自语地发了两句感叹：“我竟然一直没有发现，你的屁股还这么好看，精致，光滑，像两小坨软玉，揉摸起来手感很好，让人挺舒服的。”
正端起一小盅儿酒要往王守军嘴里送的辛月仙停了下来，也发了两句感叹：“不会审美的人也不容易发现美，这样的人挺让人可怜的，他一辈子不知失去了多少快乐、舒服、幸福和各种享受的机会，——你先把这口酒喝了，我给你讲个关于屁股的故事，……”
辛月仙给王守军喂酒、夹菜、讲性故事、唱“酸曲儿”，完全放纵了自己，每当动情处，还把王守军往紧里抱几下，在他脸上、嘴上亲几口，把个王守军整得浑身燥热。说：“你今天怎么把炉子生得这么旺？”
辛月仙就帮他一件一件地脱衣服，还让王守军动手帮她一件一件脱衣服，两个人全裸了，就站在地上搂抱在一起，疯狂地扭动身体，最后滚到炕上，畅快地完成了房事。
到了星期四晚上，辛月仙把她做练功房的西屋的大铁炉子也点上了，说是要练功给王守军看。辛月仙在大铁炉子旁边放了一把太师椅，让王守军端坐在那里，她就在铺着厚厚的羊毛毡的地上舞了一套长穗剑，然后让王守军脱光衣服看她下面的节目，王守军不脱，说：“那多不好意思呀，这要让人知道了我光着身子看你练功，那多丢人啊!”
辛月仙就走过去亲自给他脱，并说：“你别忘了，这是在咱自己的家里，你面对的是自己的老婆，如果你不准备把夫妻间的事说给外人听，外人怎么会知道？即便知道了又有什么可丢人的？”说完，自己也把衣服脱光了，在表演下面的节目前，二人裸体相对，辛月仙竟先给王守军上了一堂“理论课”：
一个好演员要在舞台上扮演好每一个角色，不能让观众从你扮演的这个角色中总看到另一个角色的痕迹，发现另一个角色的影子。一个好演员一定要装人是人，扮鬼是鬼，做不到这一点那戏剧效果就非常差了。同样地，一个人在生活中也扮演着很多社会角色，为人父母就要演好做父母的角色，做儿做女的在父母面前就不能颐指气使地像个一家之主。夫妻的角色最不好演，因此，就更应该把夫妻的角色精心演好。比如夫妻的房事，不是你在钳工工作台上机械地工作，全靠你单方面的意志操作工具、制作零部件。你面对的是一个有灵魂、有情色的大活人，是你的爱妻、爱夫，是准备共度一生的伴侣，性生活必须两个人一起玩儿，全身心地玩儿，完全解放了自己的玩儿，这里不存在丢人、可耻、下流、丑陋、肮脏等等概念，必须达到忘我的境界——忘掉世俗的我，忘掉人前的我，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快乐，两个人共同、共有的快乐。你必须明白，你给对方制造了、送去了快乐，自己也是快乐的，这仍然是共同、共有的快乐——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快乐。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端坐在火炉旁边太师椅中的王守军像个听哲学课的大学生，很专注，最后感叹道：“厉害呀，厉害，知识分子就是厉害，说起什么事来都是一套一套的。”
辛月仙妩媚地笑了：“对不起，老王，刚才我把你带离了夫妻角色，现在我再把你带回到角色中来，且听为妻给夫君唱几段有动作的酸曲儿吧。”说完退后几步，就边扭边唱起来，直到王守军“雄起”，难耐，二人就在铺着厚厚的羊毛毡的地上完成了当晚的房事。
辛月仙不想打乱王守军一周两次的“定时定额生产计划”，只是各提前了一天，先把王守军的“生物钟”破坏了，让房事成为即兴行为，目的是把王守军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的性文化修养的好男人，增强、提高夫妻房事的效果和质量。
经过这两次有示范、有实践、又有理论的内容丰富的房事“培训”后，王守军也非常感叹：“原来夫妻间的生活内容是这样丰富多彩而又无穷无尽!我这一辈子总算没有白活。谢谢你了，我的心肝宝贝夫人!”王守军也学会说调情话了。
由于王守军的业余技校办得非常好，正式改任县委书记的汪然之决定在桃林镇办一个正式的工人技校，以招收附近几个县的初中毕业生为主，培训在职工人的任务放在第二位。这一决定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
四清工作团的一百多名干部大都返回原单位了，留在本县正式安排了新职务的不足二十人，这其中便有王守军，因为他已经和县晋剧团的副团长辛月仙结了婚，有了家，被指定为
“工人技校筹备组组长”，是技校未来的校长人选。
临近一九六五年即蛇年春节了，王守军向县委书记汪然之请假，要求回原厂把儿子接来。汪然之就跟他商量：“你能不能把你前妻动员来当未来技校的业务副校长？最好是正式调来，实在不行，借调一二年也行。”
王守军说，试试看吧。
王守军回到机械厂的当天晚上，由于他的前妻刘敏替他“看家“，便及时地向她汇报了自己已经结婚的情况，接着就和她谈起调动的事。刘敏对他已经结婚表示由衷地祝贺，对他能操心自己调动的事也非常感动，但也非常为难，因为没有和赵河东厂长离婚，调动手续可能办不成。最后刘敏说，你大概已经很累了，早点儿睡吧——就睡在多多的床上，让多多跟我挤在一个床上，明天你先去房产科办理退房、退家具的手续，抓紧办理多多的户口、粮食关系和转学手续，同时咱们再慢慢商量我的调动的事。
第二天王守军到“机加”分厂看望主要领导，并汇报了这次回来接儿子的事，当正在总务室开具办理相关手续的介绍信时，被工会干事李凤山强行拉到工会办公室，急不可耐地向王守军打听了一些情况，并埋怨他不该着急结婚，“你这一结婚，刘敏怎么办？她更离不了婚了，你又把多多接走，剩下她一个人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话说到这儿，本应该保密的关于刘敏调动的事，王守军只好如实地向李凤山作了介绍，并分析了其中的诸多困难。
李凤山听了王守军所说的这些困难后兴奋起来：“老王，别前怕狼后怕虎的，既然你们那儿的县委书记欢迎刘敏去，你干脆什么手续也不用办，带上她偷跑，以后的事情慢慢来。刘敏现在是急待解放的奴隶，咱们不能袖手旁观。你先带她偷跑吧，有什么事你单独给我写信，我慢慢给你想办法。”
正是靠了李凤山的精心安排，鼓动刘敏提前两天出发，王守军和多多后走。
“机加”分厂的老同志送王守军父子俩上火车的时候没有看到刘敏为儿子送行，都觉得奇怪，有人问李凤山：“老李，刘技术员怎么没有来送送儿子？”
李凤山以幸灾乐祸的口气回答：“我老李才不操那么多闲心呢!”
这一篇于2008年5月22日完成手写稿
6月1日完成打字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