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一个女人和四个半男人》续六：王多多
王多多 （中篇）
最初被作者称为半个男人的王多多，在人伦关系上比一般人要复杂一些。他的妈妈刘敏在大学毕业后而未到单位报到前，曾跟张宏生发生过几次不慎重的性行为，怀了孕。到了机械厂后，学中文的张宏生当了总厂厂长赵河东的秘书，有点儿趾高气扬起来，看不上在分厂当技术员的刘敏了，再加上刘敏对他也不十分满意，又不愿意“打”掉肚子里的孩子，便在技术室主任姜素云的帮助下草率地嫁给了车间主任王守军，半年后刘敏把孩子生了下来，取名王多多。这一年是一九五五年。就是说，张宏生的骨血，做了王守军的儿子。王守军对儿子倒也尽职尽责，那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使然，内心里对刘敏和对儿子却总是疙疙瘩瘩的，不能全身心地去爱他们，表现在对男人们觊觎、引诱刘敏持一种满不在乎和无动于衷的态度，这激怒了刘敏，便提出离婚，王守军竟也平静地同意了。刘敏离婚后嫁给了丧偶不久的赵河东，王多多便多出了一个养父（在很长时间里，外人都认为王守军是王多多的当然的生父）。当赵河东察觉到刘敏所生儿子王多多是张宏生的骨血后，对刘敏的“不贞”和“不忠”极为恼火，便开始从肉体上和精神情感上折磨刘敏，致使刘敏曲曲折折地又跟赵河东离了婚，少年王多多从此走上了尴尬的、动荡不安的生活道路。
赵河东最初不知道王多多和张宏生的血缘关系时，让王多多管张宏生叫“大哥哥”。精神失落的张宏生不知道是为了报复赵河东还是报复刘敏，再加上血缘上的天然的亲近感，就百般拉拢王多多，王多多也就总往单身楼跑，“哥俩”成了好朋友，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生活，这也成了赵河东开始折磨刘敏的最根本的也是很重要的导火索，明白告诉刘敏，不准王多多再进赵家的门了。组织的干预，刘敏的艰难努力，姜素云巧妙缜密的斡旋，刘敏对王多多的抚养关系更改为由王守军抚养，各方面这才相安无事。不知道是赵河东有意报复张宏生，还有王守军，还是整个政治形势的需要，张、王二人被抽调出来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去了。刘敏为躲避赵河东的折磨，同时也为了能早点离婚，以给王守军看家为由，搬到王守军那儿去住了。
王守军留在他搞“四清”的那个县城——桃林镇工作了，还和县晋剧团的副团长辛月仙结了婚，在一九六五年春节期间回机械厂接儿子。与此同时，在分厂工会干部李凤山的策划下，刘敏秘密出走，也去了那个县城了，后来补办了调动手续（此节仍属于李凤山策划的一部分）。
十岁的王多多在一个陌生的县城里开始了又一段尴尬的生活。别人的爸爸、妈妈都住在一起，他和爸爸却住在“辛月仙阿姨”的一座三合院里，而妈妈刘敏则一个人住在“文教卫生委员会”一间放办公用品的库房里，天天去“人委”食堂吃饭。爸爸、妈妈倒是同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上班，整天公事公办的样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不能正常上课，王多多就常去父母的办公室里玩儿，或者看书，或者从爸爸那里要一张纸，从妈妈那里拿一只笔，写字或画画儿。父母的同事问他：“王多多，你爸爸、妈妈怎么不住在一起？”王多多老实地回答：“他们离婚了。”人们又问：“那你到底算是谁的儿子呀?”王多多答：“当然是爸爸、妈妈的儿子啦。”人们还问：“你爸爸又给你娶了一个会唱戏的新妈妈，她对你好吗？”王多多说：“那不是新妈妈，是辛阿姨。”无聊的大人纠缠起来没完没了：“你辛阿姨对你好吗？”王多多生气了：“你吃饱了撑的啦？管那么多事干嘛？”一下子把对方的嘴堵住了，这一回是大人尴尬了。大办公室里有七八个人呢，隔三岔五地总有人问这类问题，王多多就说：“你们怎么老提这个话题？说点正经事行不？”
王多多读书多，认字快，记性好，语言表达能力强，也有点早熟，行为做派有点少年老成的样子。他在刘敏面前从不提及“辛阿姨”的事，他怕妈妈不高兴。
辛月仙对待王多多非常好，照顾得非常周到，用一个成语去形容就是“视若已出”，甚至比对待“已出”的女儿向欣荣还要好。王多多到这个家的最初一个月有一点儿拘束，所以总往“文教卫生委员会”的大办公室跑，而办公室里的那些人总向他问些无聊的问题，后来他就很少去了。辛月仙家的藏书很多，古今中外的书都有。这些书像磁铁一样吸引住了爱看书的王多多。辛月仙家因祖辈、父辈两代都出过留洋的大学生而在这个桃林镇乃至全县很出名。辛月仙本人是晋剧名角儿，人称“金补丁”，生、旦、净、末、丑都能演，更是出名。辛家的人人缘好，威信高，几乎成了全县人的骄傲，社会上大破“四旧”的时候，红卫兵的家长们一再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到辛家去破“四旧”。受人们对知识和人品的敬重的影响，社会青年和红卫兵们也就真地没有去辛家破“四旧”，辛家的藏书也就幸免于难。辛家人也只是拥有知识、人品和戏剧才艺而已，没有人写过书，没有出过一本“大毒草”和具有“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性质的作品，这也是辛家能够幸免于“破四旧”灾难的另一个原因。比王多多大一岁的向欣荣也爱看书，还喜欢文艺，这小姐弟俩成了很合得来的好朋友。辛月仙大力支持两个孩子爱看书的嗜好，还教这两个孩子练功，唱“革命样板戏”。辛月仙教的不是晋剧，而是京剧“样板戏”——在这个小县城里能哼几句京戏的简直是凤毛麟角。这个家庭是如此地与众不同，王多多也就从内心喜欢上这个家了。
王多多在学校里最初有些受同学欺负，但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还会说普通话，会写、会画、会手工制作，还会出节目，加上还有一个姐姐保护他，同学们慢慢地也就不欺负他了。王多多聪明懂事，有礼貌，尊师爱友，越来越讨大家的喜欢。王多多的“尊师”还很讲究方式，比如老师在读报纸、念批判稿和上课时读错“玷污”的玷、“造诣”的诣、“干涸”的涸、“反省”的省、“商贾”的贾等等，他都是事后把老师拉到僻静处单独指出来，这让老师们很受感动。
王多多的爸爸王守军“四清”后所以留在这个县，一九六五年他妈妈刘敏先出走这里后又补办了调动手续，是因为这个县要筹办技校，急需人才。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办技校的事也就一风吹了。一九六七年他们原来所在的机械厂造反派夺了权，李凤山当了总厂革委会副主任，并准备将来全面管理机械厂，开始收罗起人才来。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召开后，李凤山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很正当的理由，把王多多的爸爸、妈妈，还有辛月仙阿姨调回机械厂了。王守军、刘敏回原单位上班，把辛月仙安排在总厂俱乐部当管理员，王多多和他的姐姐“王”欣荣转学到机械厂子弟中学上学。借这次迁移户口的机会，向欣荣随了现在的父亲的姓，就改“向”为“王”了，户口上“家庭成分”一栏也随之改为“工人”——这后一个改动才是最重要的，有着长远的政治好处。这一年王多多十四岁，“王”欣荣十五岁。
王多多、王欣荣这一届的初中是两年制，这是贯彻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而进行的一项重要的教育改革。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这一届初中生没有物理课、化学课、植物课、生物课，代替这些知识的是《工业基础课本》、《农业基础课本》，合称“双基课”。这样的课本很少“基础”知识，多是“实用”知识，浅是浅矣，对缺少工、农业生产实践的老师来说，教起来并不容易。比如“工基”课本里有一幅车床上用的“车刀”插图，临时改行教这个课的老师无论如何确定不了车刀的哪个部位属于“刀刃”。好在有的学生家长是车工，学生回家一问，回来告诉老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农基”课本上的一些难题只好凭“想当然”来教了。数学课本叫《数学手册》，只有相当于过去初中一年级的知识内容。语文课以政治内容为主，还没有好好学，都用来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背诵“老三篇”了（老三篇指毛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加上几次去工厂、到农村学工、学农和请部队的班排长来学校搞军训，还有其他政治活动，两年下来，这些学生也就没有学到多少知识，识字少，词汇积累少，他们不会划分句子成分，不懂一元二次方程，不知化学元素周期表和牛顿定律是怎么回事。这一届初中生的文化知识水平还远不如过去的“高小”生（小学五至六年级）扎实呢。所谓的“教育要革命”，实在是教育、教学质量上的大倒退。
一九七一年元旦一过，他们就是这一年度的“初中应届毕业生”了，他们眼睛看到的（如黑板报、墙报、大字报和报纸），耳朵听到的（如老师、工宣队和军管会的讲话），全都是毛主席一九六八年发布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按说，职工子弟可以到工厂当工人，反正都是学工、学农和“与工农相结合”嘛。但工厂处于半停产状态，正式工人还没有活干呢，能接受这么多孩子吗？再说。上级也没有给工厂招工指标呀。也许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而不是动员大家到工厂去接受“领导阶级”的再教育。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初、高中毕业生只有走上山下乡一条路了。那些日子里，上下齐动员，军管会、革委会、工宣队、学校、街道办事处（后来改叫居民委员会），用各种形式向这些毕业生和家长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大讲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让孩子经受锻炼和接受再教育的好处等等。直到先“觉悟“了的家长到派出所花两分钱为孩子注销了户口，学生们敲锣打鼓地送来了“上山下乡光荣”的大红喜报之后，才再没有人上门做说服动员工作了。
辛月仙已经知道王多多不是王守军的亲儿子了，觉得这孩子挺可怜的，就力主让女儿下乡，把王多多留在身边。王守军的意思，还是让多多下乡，他毕竟是个男孩子，风险相对小一些。王多多本人的意思是自己下乡，让姐姐留在父母身边。王欣荣的意思当然是让自己下乡，让弟弟留在父母身边。王多多明确坚定地表态：“一个人下，就是我下；如果让姐姐下，我更得下——两个人一起下。姐姐是女孩子，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生活，必须有人保护。我不陪着下去，谁来保护姐姐？”
四个人一连几天争执不下，工宣队还一再催促他们赶快做决定。
辛月仙就打发多多把他妈妈刘敏叫来一起商量这事。刘敏来了更为难，她舍不得让儿子下乡，但是让人家女孩子下乡更不合适。后来，刘敏出了个主意：“咱们能不能让两个孩子都留在身边，谁也不下去？”
辛月仙、王守军两个人都愣了：“这怎么可能呢？”
刘敏说：“咱们这么办：把多多的户口关系再迁到我名下去，这样两个孩子就都成了独生子女了，也就都可以留下了。”
大家觉得这办法可行，不妨一试，并由刘敏出面去办。
刘敏到派出所、居民委员会、工宣队跑了一圈儿，没有办成，人家说这叫弄虚作假，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必须以现在的户口关系为准，临时变更不算数。
王守军被分厂的党总支书记找去谈话，批评他拖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后腿，不像个听毛主席话的工人阶级，更不像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力逼他马上表态：“你现在就做决定，到底让哪个孩子下乡？”
王守军左思右想了一番，表态说：“决定了，两个孩子都下。”
总支书记高兴了：“这才像个共产党员嘛。”
王守军回家后五个人（包括刘敏）又进行商量。王守军说：多多的想法有道理，让荣荣一个人下去确实风险太大。我所以表态说让两个孩子都下去，是让姐弟俩互相间好有个照应。
一九七一年春节后不久，机械厂敲锣打鼓地欢送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到内蒙古插队。趁领导讲话的功夫，刘敏把多多拉到一边，把憋了几天的几句话还是说给儿子听了：“多多，下乡后，不要轻易跟女孩子谈恋爱，更不准跟女孩子睡觉，这里涉及到对人、对已都要负责的大问题。等一切都稳定了，或者有个固定工作了，再谈恋爱。而且恋爱期间一定不能有性行为，你可千万记住了。妈——噢，马上就要上汽车了，路上要注意安全。”刘敏本来想进一步以自己的人生教训为例来教育儿子的，终于忍住没有说，转移了话题。
多多红着脸很认真地表态说：“妈妈，您放心吧，我不会做害人的事。妈妈，您和爸爸，还有辛阿姨要好好相处，互相多照应。”抬头看见不远处的姐姐王欣荣正和辛阿姨抱头痛哭，就推了一下刘敏，“妈妈，您快过去劝劝辛阿姨，告诉她我会保护好姐姐的，让她放心吧。”
十六岁的王多多、十七岁的王欣荣和几十名初、高中毕业生被送到了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然后，再往各旗、县和各公社分配。
王多多、王欣荣和另外三名高中同学被分配到了距灰腾梁不远的一个叫小巴音的村子。灰腾梁，在当地以严寒和风沙大而著称，十年九旱，自公社化后，不少村子常年靠吃国家的返销粮度日。“巴音”，是水泊子的意思，但这只是传说，现在活着的人没有谁记得这里有过什么水泊子。还有人说，“巴音”是富饶的意思，但这不符合事实，至多这里曾有过自给自足的历史，而且仅仅是历史而已。小巴音村的人对知青谈不上热情欢迎，但也不刁难、不排斥，他们只是奉命执行接待、管理任务而已。
两年前，村里来过四男三女七个天津知青，队里给他们盖了一座四间大的泥土房，中间隔开，一边住男生，一边住女生，村里把这座房子叫“知青点”或“知青户”。现在，这座房子已经空了快有两年了。七个天津知青哪里去了？
一男，在一个风雪天逃跑回天津，迷了路，冻死在了灰腾梁上，三天后才发现。
一男，病情严重，难以治愈，由医院开了诊断证明后被批准回城。
一男，走后门当兵去了。
一男，到公社当了脱产干部。
一女，走后门被工厂招工走了。
一女，嫁给了“贫下中农协会”主任的儿子，成了当地人。
一女，回天津探亲去了，至今一年半了还没有回来，大概是不会回来了。
小巴音村的队长把王多多等五人安排在了这座空房子里，送来了半口袋莜面，两筐土豆，一车柴草，一碗咸盐，两瓶胡麻油，一小桶煤油。原来的两盏煤油灯还能用，锅碗瓢盆是现成的，两个水桶也还在（没有水缸），水井不太远，只有半里地。队长临走时告诉他们：“同学们，下乡来就得准备吃苦，体会一下我们贫下中农的苦日子，这对改造思想有好处。别忘了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是来改造思想的，别惹事。这房子里曾经住过七个天津知青，开始还好，后来就不行了，没少给我们惹麻烦，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听说你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咱们工农联盟一家人嘛，希望你们不要跟他们学，少和外村的知青来往，免得互相攀比和打群架。先收拾屋子打扫卫生，最好把炕烧一烧，驱驱寒气，晚上睡觉还暖和些。晚饭你们自己学着做吧，饭后你们再选个户长，以后有事好联系。现在地里没有活儿，地都冻着呢。你们这一个多月的任务是学会生活自理，熟悉一下环境，接触接触社员们。”
队长走了，五个孩子凄凉地坐着，半天没有说话。
趁他们几个坐着发呆的这功夫，作者对这五个孩子作一番介绍：
三个高中生是同一个班的，彼此很熟悉。周广山年龄最大，二十岁，在班里当过一年的体育委员，交际能力还可以。
冯桂荣，十九岁，别看是女生，性格和体魄都有点像男生。
蒋丽丽，十九岁，爱说爱笑也爱哭，心里装不住事儿，脸蛋儿漂亮得像个洋丫头，身体发育得凹凸有致，走到哪里都能引得男人们向她行注目礼。
十七岁的初中毕业生王欣荣温文尔雅，言谈举止总是很得体，怎么看都像部队里的一个文艺女兵。
十六岁的王多多书生气很浓，少年老成，让人摸不着他的深浅，总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在大家的沉默中，还是王多多先说话：“别傻坐着了，先选个户长吧。鸟无头不飞嘛。”
蒋丽丽说：“选什么？就是周广山。”
冯桂荣也说：“筷子里面拔旗杆，瘸子里面找将军，户长就是周广山了。”
周广山没有说话，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从年龄，还是从性别上讲，这“户长”一角儿非他莫属，说几句谦让的话反而显得虚伪。最后，周广山开始做安排了：“三个女同学住在有锅灶的这个屋里，暖和些，做饭也方便。我和多多住在那个房间里。现在，女同学收拾屋子打扫卫生，还要把两个房间的炕烧一烧。多多，你跟我到井上去挑水，回来商量做饭的事。”
周广山、王多多挑着水桶到了井上，正好有两个社员在那里打水。正准备往井里放水桶的老汉停下来主动打招呼：“知青后生，新来的吧？来，我教你们怎样使用轳辘。”正要挑水走的那个中年社员又放下担子，好奇地端详两个年轻人。那个老汉又招呼多多：“那个小后生，你也过来。你们城里人没有用轳辘打过水，不小心就会出危险。你们看，往井绳上挂水桶倒不难，这个挂钩是个卡子，卡住了水桶一般不会掉到井里去。但往下放水桶的时候，——你们看我怎么做——身体一定要像我这样闪开一些，免得让轳辘把儿打着自己；左手还得扶着轳辘，控制水桶下落的速度，也是为了安全。好，现在开始打水。水桶满了，现在开始往上摇，双手一定得把紧轳辘把儿，这时候最危险，一旦脱手，盛满水的水桶就会刷刷地往下落，轳辘加速倒转，不小心的话，轳辘把儿轻则打破脑袋，重则把人打到井里去。好，我的水打完了，把你们的水桶拿过来，我帮你们打水。”
那个中年社员正用自己桶里的水帮着周广山洗涮那两只一两年没有用过的水桶。这让两个知青很受感动，连声说“谢谢大叔，谢谢大叔”。周广山接过已经洗干净了的水桶，要求实际操作一下轳辘，自己打水，老汉说，也好，我看着你打水。
周广山、王多多轮流挑着水桶往回走的时候，很有感触，说怪不得毛主席他老人家让我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贫下中农就是好呵，那么朴实，友善，要不是那位大爷教咱们怎样使用轳辘，还真有危险呢。
三个女同学把两个房间的卫生打扫完了，被褥也都铺摆好了。水来了，就开始洗涮锅碗瓢盆。然后。讨论做饭的事。王欣荣说，烙油饼吧。冯桂荣说，太费油，咱们得学会节省着过日子。周广山说，蒸馒头吧，咱们得吃点儿干的。但是，没有人会蒸馒头。蒋丽丽说，蒸馒头得让面发酵了，要等好几个小时呢，再说，莜面能不能蒸馒头还很难说呢，干脆，谁会擀面条？咱们吃面条吧。没有人会擀面条。冯桂荣想了想突然站起来说：“没有吃过猪肉，总听过猪哼哼、见过猪跑吧，擀面条这事儿可以摸索着干一干。”找不着擀面杖，案板也太小。王多多说，拌疙瘩汤吧，做这种饭没有多大难处。大家一致同意。蒋丽丽从面口袋里倒出半盆面，然后边往面盆里滴水，边用筷子搅拌。冯桂荣往锅里添水，王多多去抱柴草，大家忙的忙，看的看。水烧开了，蒋丽丽往锅里拨面疙瘩。奇怪，这面疙瘩怎么一到锅里就散开了？半盆面疙瘩拨拉完了，竟然是一锅面汤，近似于一锅稀糊糊，没有结成一个疙瘩。面汤就面汤吧，冯桂荣给每人盛了半碗，让大家都尝尝。结果，非常难喝，有一种又腥气又呛人的说不清的怪味儿，好像还不太熟，简直咽不下去。蒋丽丽先掉眼泪，接着是王欣荣掉眼泪。周广山怕大家都哭起来，就赶紧发话：“咱们需要补充水分，已经盛到碗里的糊糊等一会儿都得喝了。锅里的，明天早晨再煮一煮，看会不会好喝一些。天黑了，现在把煤油灯点上。多多，你把那个房间里的灯也拿过来，两盏灯放到一块儿亮堂些。现在，每人把从家里带来的好吃的全献出来，咱们来个共产主义大会餐。”大家梦醒了一般高兴起来，纷纷从提包里往外掏食品，饼干、面包、烙饼、花卷儿、馒头、还有煮鸡蛋、苹果等等，真是不少。大家说说笑笑，总算填饱了肚子，还硬着头皮喝完了碗里的莜面糊糊。
第二天的早饭就不那么丰盛了，锅里的面糊糊重新煮了煮还是那么难喝。大家把从家里带来的食品全都打扫干净了，还都硬着头皮喝了几口面糊糊，早饭就算凑合过去了。中午饭怎么办？今后怎么办？大家挤坐在炕上又发起了愁。冯桂荣耐不住了：“户长同志周广山，咱们俩找队长去，让他给想办法弄半袋白面来，莜面饭咱做不了，总不能让咱们饿死吧？”
两个人去了队长家，把这两顿饭的情况一说，队长和他女人都乐了。他们说，莜面饭对你们外地人来说确实不好做。吃莜面号称要经过“三熟”，即炒熟、烫熟、蒸熟，就是说，要用开水和面。莜面不能蒸馒头，不适于烙饼，也不能用常规方法擀面条。莜面的吃法有很多种，一般是三种吃法：搓鱼鱼，捏窝窝和做糊糊。上一批天津的知青来，我们派了几个妇女帮他们做了几天饭，他们都不愿意吃，嫌我们这里的女人不干净，身上脏，尤其是看不惯刚抓了牛粪的手又去摸面，女人们谁都不愿意再来帮忙了。正因为这个情况，所以也就没有派个女人帮你们做饭，真是难为你们了。
周广山说：“这样吧，队长可以派个女社员教我们怎样做莜面，只动嘴，不动手，由我们女同学自己实际操作。”
队长满口答应：“行。按说，让贫协主任的儿媳妇教你们做饭最合适，但她抱着孩子回天津娘家了，去了快半年了。今天中午就让我女人去教你们做饭吧。”
冯桂荣说：“队长同志，能不能给我们弄半袋白面来？如果是白面的话，我们自己大概也能摸索着学会做饭。”
队长说：“好我的学生女子耶，我们这里哪来的白面？下个月我到旗里拉返销粮的时候，想办法给你们调换一二百斤白面。”
冯桂荣激动地连声说：“谢谢队长，谢谢队长、”
中午，队长女人到知青户教学生娃做饭来了，还提了一罐子酸菜汤。队长女人本着只动嘴不动手的原则，告诉学生如何用开水和面，让面软硬到什么程度，怎样搓鱼鱼（就是把和好的莜面搓成细长条），怎样下锅蒸，出锅后怎样蘸着冷盐汤（酸菜汤）吃。因为莜面窝窝儿不好做，队长女人说以后再教吧。
五个学生觉得这莜面鱼鱼还可以下咽，以后便天天吃这种饭。每次五个人一起下手做，倒也很快。想改改口味儿了，就蒸几个或烤几个土豆。
清明节前后，社员们开始播种春小麦等农作物了。这里的农村一向是“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并不注重田间管理，不缺少劳动力，多几个知识青年反而成了生产队里的负担，管理知青只是在执行任务，只求大家相安无事，所以，队长不是明确地给几个知青指派活，而是问他们想干什么活儿。周广山说，社员们干什么我们就跟着干什么吧，反正啥也不会，跟着学习呗。
蒋丽丽想法很浪漫，说：“我想放羊，行吗？”
队长说：“你们放不了羊，那不是女娃儿干的。”
蒋丽丽说：“这叫什么话？歌里唱的牧羊姑娘不是女娃儿？《草原英雄小姐妹》不是女娃儿？你只要找个师傅带一带我，我肯定很快就能学会放羊的，我一个人就能完成任务。”
队长说：“把一百多只羊交给你我还不放心呢。你只能跟着羊倌师傅当当助手。”
蒋丽丽说：“当助手也行。我肯定能当个好助手，请队长放心吧。”
队长说：“我放不了心。一男一女两个人在梁坡上放羊，我怎么能放心？”
这样的对话把王欣荣的浪漫情绪也激发起来了：“队长同志，我也愿意放羊，让我跟丽丽姐一起去放羊吧？”
队长想了想说：“队里的羊倌是王二，从十来岁起就放羊，你们俩先跟他当几天徒弟试试，玩玩儿新鲜吧，助手不助手的以后再说。”
就这样，周山广、冯桂荣和王多多跟着社员们干地里的活儿，蒋丽丽、王欣荣跟着王二学放羊。
四十多岁的王二很认真地教两个学生娃怎样放羊，如怎样指挥、吆喝头羊，羊鞭、羊铲怎么用等等。最有技术难度的是羊铲的使用，铲起一块小石头投向离群的羊，一要投得远，二要投得准，否则，就管不住离群乱跑的羊了。蒋丽丽和王欣荣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用羊铲投石头上了。有两个社员还主动把家里多余的两件老羊皮袄借给这两个女学生穿。
多年的放羊生涯让王二练就了一副好嗓子，“爬山调”唱得又响又亮，音高不亚于人们后来知道的世界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王二还会唱“二人台”，一个人又唱男又唱女。两个女学生很爱听他唱，还跟他学会了几个“二人台”唱段。蒋丽丽和王欣荣都很同情幼年父母双亡的王二至今未婚的情况，但并没有谁想嫁给他。但王二却一心想娶蒋丽丽，百般讨好她，不管是唱“爬山调”还是唱“二人台”，尽挑那些情哥哥、情妹妹的男欢女爱的段子唱。蒋丽丽非常明白王二的用意，所有男人对她的用意她都明白，但一个高中生是无论如何不能嫁给一个大字识不了一筐的四十多岁的农民的，却很愿意从王二那里获取一些精神愉悦。农村生活太单调枯燥了。为了讨好王二，蒋丽丽常把美丽动人的微笑送给他，把廉价和真诚的夸奖送给他，也常把柔美的身条扭动起来展示给王二欣赏。蒋丽丽认为这是对王二的报答和奖赏。王二却认为这是蒋丽丽对他示好。王二给她讲上一拨那个天津女知青如何嫁给贫协主任儿子的故事，讲附近的七苏木有一个女知青因为不会做饭，就放出话来说，谁能给她做饭她就嫁给谁，结果，五十多岁的老羊倌答应了这个条件，天天给她做饭，两个人后来就真地结婚了。蒋丽丽问王二，你讲这些故事是啥意思？难道你也想娶一个女知青？王二直率地答，当然想了。蒋丽丽不知是开玩笑还是出于真心，竟对王二说：“这样吧，你要能给我们知青户五个人做一年饭，我就嫁给你。”王二听了高兴得立刻双膝跪下：“好妹妹耶，我可以给你们做一辈子饭！”蒋丽丽一看王二当了真，也不好反悔，就红着脸说：“你快起来吧，这事我得跟大伙儿商量商量再正式回答你。”
吃晚饭的时候，知青户五个人就热烈地讨论起了这件事。大伙儿责怪蒋丽丽的这个玩笑开大了，再说，真要嫁给王二，可就要当一辈子农民了。蒋丽丽说，我们要是回不了城，找不到别的工作，就得当一辈子农民，永远扎根农村了，难道能一辈子不结婚吗？大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还都为自己的未来发起了愁。读书多又爱思索的王多多说，老一代知识青年如董加耕、吕玉兰、邢燕子、周明山等等，他们是回自己的故乡当农民，把知识献给家乡的父老，他们都成了乡亲们的带头人，真正实践了毛主席所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伟大教导，我们呢？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是来改造思想的，跟农民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可是，社员们教育我们什么了？教给我们学会从事原始劳动、教给我们几千年来没有多大变化的放羊技术，总不能说这是在促进社会进步吧？我们在学校学到的一点点知识来这里一丁点儿也用不上，简直成了多余的人了，让学到的知识全都作废了，这是社会的进步吗？这样下去，全国的大学、中学、小学再办下去还有什么意思？我已经对未来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我倒同意丽丽姐嫁人，因为她自己愿意，让我看，她的想法非常现实。再说，我们也确实需要一个做饭的，广山哥、桂荣姐干一天活儿回来还得给我们做饭，太辛苦了，而且做的饭还不好吃。丽丽姐答应嫁给王二，实际也是为我们做出牺牲，她又高兴这么做，我们应该给予支持。
三个高中生很佩服王多多的一番话，都觉得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做事要实际，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安排自己吧，不必考虑太远，考虑太远了也没有用。命运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王二真地来知青户做饭了，而且把生产队分给他的米、面、油等等搬了过来，等于两家合成一家了。王二心灵手巧，同样是莜面，他能变着花样做出鱼鱼、窝窝、炒莜面、饺饺、丸丸、山药扁鱼子等十几个品种，这让大家非常高兴，都亲切地管他叫“姐夫”，他也高兴地答应。借他的光，大家还能经常吃到羊肉。
当羊倌的无权私自宰羊。大家吃的羊肉是这么来的：想吃羊肉的社员常搞一种叫“打平伙”的活动，想吃羊肉的七八个社员找队长批个条子，从队里买一只羊，比如定价十块钱吧，到会计那里交了钱，再拿上会计给开的手续，找王二抓羊，条子上明明批的是抓几个月大的羊，定价十块钱，王二实际给抓的却是一只价值十五元或二十元的大羊，并且要入“份子”，过去只入一份自己吃，现在一入就是三份或五份。社员们把羊宰了，在某个社员家炖好了，由一个年长的办事公平的“把式”往一大溜摆好的碗里分肉。把式就是把式，十五只碗里的肉分得匀匀的，任谁也看不出这个多那个少来。别人每人挑一份，王二则挑五份，倒进自己带来的盆子里。十块钱按“份”均摊，四舍五入，每份合七角钱，王二则掏三块五角钱。钱交齐后多出的六角钱，用了谁家的锅灶就给谁，这家人不要的话，就买几支香烟给大家分了抽，公平又合理。过了几天，另一拨社员也来一次“打平伙”，王二仍然入份子。这样，知青户差不多每个月都能吃上一次羊肉。钱当然不能全让王二出，“三块五角钱”由六个人均摊。
蒋丽丽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老实厚道人，没有办法把女儿弄到城里去，只能勉强同意女儿与王二确定的恋爱关系。
一九七二年国庆节，蒋丽丽和王二正式结婚了，搬到王二家去住了，吃饭仍然跟大伙儿在一起，还是由王二当炊事员。王二很少去放羊了，专职在家里做饭，有时在队里干点别的活儿，多挣点儿工分。
蒋丽丽和王欣荣成了能独立工作的羊倌了。
来小巴音村插队落户的这五个青年还算是幸运的，遇到的磨难不算太多，也不算很严重。就全国来说，插队的和到各建设兵团的知青遇到的问题就太多了，甚至相当严重。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福建省蒲田县一个叫李庆霖的小学老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的儿子在山区插队遇到的生活困境，很典型，可以说具有普遍性。毛主席在一九七三年四月还给他回了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统筹解决。”此信被中央以“中发73”第21号文件下达，还召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今后的知青工作“统筹安排”了六条原则，八百多万知青的生活条件有了少许改善，那些欺压、毒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犯罪分子也受到了惩处。可惜，给毛主席写了信的李庆霖被四人帮利用了，后来把福建省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造成恶劣影响。
当时的知识青年普遍向往的出路主要有三条，即当兵、被招工和被推荐上大学。其他出路都是“求其次”。
被推荐上大学始于一九七0年元月二十七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之后，条件必须“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有初中文化程度以上就行，“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一九七三年冬，小巴音村的几个知青就具有三年的“插队龄”即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了，公社分配给小巴音村一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队干部和“贫协”还真是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按他们的想法，这些孩子最好都能去上大学，一是同情这些孩子，二是想减轻生产队的管理负担。但是，指标只有一个，他们便在年龄大的三个高中生中筛选。首先排除了蒋丽丽，因为她已经结婚了，她要上大学走了，王二肯定得打光棍。论工作突出，表现好，应该推荐周广山，但他是男生，论可怜程度，还是应该推荐冯桂荣，一个女孩子，二十多岁了还没有找对象，再不上学走，可真要耽搁在农村了。最后，队干部和“贫协”就决定把冯桂荣推荐给公社去审批了。
公社一位党委副书记分管这件事，他要把被推荐的对象一一找去谈话、审查。这位副书记跟冯桂荣东拉西扯地谈了一下午话，没有谈完，让晚上到他宿舍接着谈。到了晚上，副书记明白告诉冯桂荣，今晚陪他睡一觉，上大学的事情就算定了。冯桂荣问他：“你有老婆孩子吗？如果没有，我可以陪你睡觉，还可以嫁给你。我年龄不小了，也该结婚了。”那位副书记说：“我如果真是单身，也不能娶你呀，像个大男人似的。”冯桂荣很冷静的样子：“这个大学我不上了，我得回队里去，你要是敢阻拦我，小心你的狗命！”那位副书记真地没有敢阻拦她。
冯桂荣就连夜回到了知青户，如实向另外三个同学（蒋丽丽不在）作了汇报。周广山的意思是向上级告发这位副书记。冯桂荣说，别告发了，告发了也没有用，反正他也没有怎么着我。王多多也同意不去告发，因为没有什么具体证据。冯桂荣说，为了不把这个上大学的指标作废了，让生产队把周广山的名字报上去吧，你都二十三岁了呀，过了二十五岁就不符合“二十岁左右”这个年龄条件了。周广山说，正因为年龄大，我更不应该走，留下你们三个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让王欣荣使用了这个指标吧。王欣荣不同意，她说还是让我弟弟王多多去吧，他学习好，再上几年大学肯定是个人才。我曾在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待过几天，旗里乌兰牧骑的队长看过我的演出，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他们乌兰牧骑当演员，我说当然愿意了。这件事虽然至今再没有消息，我可以亲自到旗里找他们问一问，还可以表演几个节目让他们看一看。我的意见，还是让多多使用了这个指标吧。
周广山第二天向队长和“贫协”主任汇报说，冯桂荣没有被公社审查上，说是社会关系有点什么问题。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下，你们把王多多报上去吧，他年龄小，脑子好使，将来准是个人才。队长说，还是把你报上去吧，你年龄大，又是高中生，这次不出去就有可能再也找不到机会了。周广山力主报王多多，两个队领导也就只好同意了。
队长亲自到公社跑了一趟，向公社副书记汇报了几个同学的讨论意见。副书记一听，冯桂荣没有公开他的丑恶行径，很高兴，便痛快地给了队长一张上大学的推荐表，让抓紧时间填好表交给公社，很快就要往自治区“教委”送表了。
在王多多等待大学复审通知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严重事情。
蒋丽丽和王欣荣每天的工作程序是：早饭后，带上王二给准备的两壶水（军用壶，放进两个用老羊皮做的口袋里以保温），两张烙饼或两个冷馍作零食，到村头的羊圈里把一百多只羊放出来，赶到梁坡上去放牧（冬天的羊只能啃干草根），天黑了才回来。
本地人把羊圈不叫“圈”，而叫词典上很难查到的两个字:：圐圙，读音是kū（枯）、lüè（略），《辞海》上能查到第一个字，和它组成词的第二个字却改为“囵”了，其解释倒是跟本地人完全一致，即“四面有墙而无房屋的空场”。下面，, 咱们就按照本地人的习惯把羊圈叫作“羊圐圙”了。
乌兰察布盟的灰腾梁地区的一月份，是最寒冷的时候，有一天中午下起了小雪，两个放羊的女知青没有太在意，下午变成中雪了，便准备把羊往回赶，不料很快起了大风，一场被当地人称作“白毛糊糊”的暴风雪开始了。羊群不听管理了，都顺着风向跑了起来，两个女知青一左一右拼命往前奔跑，企图抓住头羊，以便让头羊把羊群往回领。两个女知青好容易一左一右抓住头羊的两只大角了，却没有力气拽羊了，被头羊拖着往前跑了很长一段距离，两个人也借此机会休息了一下，恢复了一些体力，便合力搬着头羊的两只角让它转向。总算让头羊转过方向了，羊群也跟过来了。蒋丽丽已经怀孕三个月了，这时候肚子一阵一阵地铰疼，也不敢停下来。好容易支撑到一个低洼处，还有几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大石头，风也显得小了些，羊群也停了下来，蒋丽丽便倒了下去，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她吃力地把老羊皮袄外面扎腰的绳子解下来，还有羊鞭，一起递给王欣荣，说：“荣荣，我可能流产了，你用绳子把头羊拴结实，再系到你腰上，一定要把羊赶回羊圐圙里去，不然，整群羊就要跑散了。我歇一歇，等一会儿我自己能回去。”
王欣荣一听这情况，头都要炸了，她可是头一次遇到这阵势，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蒋丽丽催促她：“荣荣，趁这会儿风不大，还不赶快揽着头羊走？”
王欣荣按着蒋丽丽的吩咐，用绳子把头羊拴结实，另一头系在自己的腰上，这样就保证人与羊分不开了。然后，脱掉自己的老羊皮袄，给丽丽盖在身上，并把丽丽拉到两个大石头中间，减轻一下暴风雪袭击的力度，随后就又搬又拽地把头羊往回赶。
天完全黑了下来。王欣荣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终于把羊群弄到了村头，头羊也好像看到了它熟悉的“家”了，便拼命往羊圐圙里跑，羊群也跟着往里跑，把板条做的栅栏门都撞坏了，把与头羊紧紧拴在一起的王欣荣也给拽进去了，身上的毛衣多处被撕扯破，好在王欣荣穿着皮裤，不然两腿肯定会多处划伤。王欣荣躺在羊群里面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慢慢恢复体力，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王二今天不在家，到旗里去了。他在旗里文艺会演时独唱过“爬山调”，认识乌兰牧骑的队长，他要找队长说一说，让队长把王欣荣抽调到乌兰牧骑里来当演员。如果王二在家的话，接一接两个女知青，早就把羊赶回羊圐圙里来了。按说，这时的王欣荣应该去找生产队长，还有周广山和多多，去把蒋丽丽接回来。小巴音村的社员住得很分散，稀稀落落地占了方圆一里多地的面积，而蒋丽丽躺着的地方距王二的家只有半里地，在这风雪之夜找人要耽误很长时间。王欣荣想，还不如自己去接丽丽来得快。想到这里，王欣荣就解掉身上的绳子，慢慢站了起来，晃悠着出了羊圐圙，顶着风雪去接丽丽。刚才在羊群里躺着没有觉得冷，一出羊圐圙，整个上身像没有穿衣服似的刺骨的冷，冻得皮肤像刀割般的生疼。她顾不得这些了，救人要紧，凭着她白天对道路、环境的熟悉程度，直奔那个有几块大石头的低洼处。
知青户的周广山、冯桂荣和王多多迟迟不见王欣荣回来，最初的判断是在王二家里躲避风雪呢。后来又分析，一天没有见王二了，最好去看看去，顺便把王欣荣接回来。这半年多来，如果王二没有参加“打平伙”分到羊肉，一般不来知青户做饭了，因为冯桂荣早就会做饭了。冯桂荣看家，周广山和王多多拿上两只手电筒，顶着风雪去王二家了。
王二家竟然没有人。两个人就去找队长，队长一听两个年轻人说的情况，第一个判断是王二肯定到梁上接羊去了。三个人先到羊圐圙里一看，羊都在，人不在，羊圐圙的板条栅栏门都被撞坏了。三个人的判断是肯定有人出事了，就赶紧又叫了几个年轻人，到梁坡上去找人。找人的人是按照放羊人平时的习惯路线走的，而暴风雪完全改变了放羊人往回返的习惯路线，所以，队长他们一时很难找到人。
天亮了，队长他们终于在距那个有大石头的低洼处二百米的地方找到了两个女知青（显然是两个人曾挣扎着挪动了这二百米），王欣荣已经是一具僵硬的尸体了，蒋丽丽还有一口气，因为她有两件老羊皮袄的保护（一件穿在身上，另一件盖着两腿），所以没有冻死。可是，王二哪里去了？
王多多一下子扑过去，抱起僵直的王欣荣就往知青户跑，希望能很快把她暖和过来，边抽泣边埋怨：“姐姐呀，你怎么那么傻呀？下雪了你怎么还不赶紧往回赶？……”
周广山紧追几步，从多多手里接过王欣荣，那感觉就像接过一个大冰柱，就知道没有救了，眼泪便哗哗地往下流。
队长安排人找平板车，赶快把蒋丽丽往公社卫生院送。
公社卫生院一位产房大夫对流产的蒋丽丽作了一番常规处理后，让队长赶紧找汽车把蒋丽丽往旗里医院送。
在旗机关所在地的大街上到处寻找去小巴音方向的顺路车的王二，远远地招手拦住护送蒋丽丽的汽车，喊：“同志，您的汽车去小巴音方向吗？”
坐在驾驶楼里的队长急忙跳下车，直奔王二跟前，狠狠地照他胸前捅了一拳：“浑毬的王二，你跑到旗里做毬甚来了？赶快上车去医院，你老婆夜里在梁上流产了，我得赶紧到邮电局给王欣荣的父母拍电报去，王欣荣夜里在梁上冻死了！”
王二惊吓得脸都白了，赶紧上了驾驶楼里，带上汽车去旗医院了。
王守军、辛月仙接到“你们的女儿遭遇风雪灾害，速来小巴音村”的电报后，知道女儿凶多吉少，就简单收拾了一下，先坐火车，后转汽车，去了小巴音村。
王多多见了王守军、辛月仙后一下子把两个人一起搂住放声大哭：“爸爸、妈妈，儿子对不起你们呀，我没有保护好姐姐，都怪我没有尽心呀！”（王多多从此把“辛阿姨”改口叫“妈妈”了）然后，双膝跪下，“爸爸、妈妈，我真该死，我没有脸活了！”说完，就用前额使劲儿往冻土地上磕碰。
辛月仙一声没有哭出来，便晕倒在地。
周广山急忙上前，一脚把王多多踢起来：“你妈妈都晕过去了，赶快扶妈妈进屋！”
几个中年社员走过来抢救辛月仙，又掐人中又捏合谷地，总算把人弄醒了，把她搀扶到知青户里去跟女儿见面。辛月仙见了女儿后，终于放声大哭起来。冷静的王守军从提包里取出两套王欣荣上学时爱穿的衣裤，递过来：“月仙，别哭了，赶紧给荣荣把衣服换上吧。”
在冯桂荣等几个妇女帮助下，给王欣荣更换了衣服。
几乎全村社员参加了王欣荣的葬礼，隆重地把她埋葬在了羊圐圙墙外的一个平缓的向阳的土坡上。公社的几个主要领导干部也都来了，盛赞王欣荣还有蒋丽丽是新一代“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为保护集体的羊群而在同风雪中冻伤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发生在十年前的一九六四年）。
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对王欣荣后事的料理还算让人满意。公社几个主要领导临走时向王守军、辛月仙夫妇告别，送上了两样东西，一是几百元的抚恤金，二是呼和浩特市一所大学发给王多多的录取通知书。
人们都感叹命运对王欣荣太不公平了。她本名向欣荣，幼年丧父，其生父向子期在一九五七当了“凑指标”的右派分子，三年困难时期病饿死在了劳动改造的乡下，终年三十八岁，也是英年早逝。据陪着蒋丽丽住院的王二说，乌兰牧骑的队长已经满口答应过了春节后就抽调王欣荣去当演员了。这消息真让人们唏嘘不己。
不是“无巧不成书“，而是生活本身往往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
这一段故事的结束时间是一九七四年一月，早走的王欣荣青春二十岁，就要去上大学的王多多十九岁。
这一篇于2008年8月1日完成手写稿
8月6日完成打字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