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知识分子必须改造
新中国刚刚成立，复旦大学教务长周谷城教授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有一句“豪言壮语”。
“有人认为现在的复旦是东方的剑桥，我们的目标是将来的剑桥要成为西方的复旦！”
剑桥大学是英国最高学府之一，与牛津大学齐名。全校有三十个学院。在800年历史中曾出过牛顿、达尔文、弥尔顿、拜伦这样顶级的世纪伟人和7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社会主义新复旦能很快赶上并超过她吗？
当时，几乎大部分师生，包括一些知名学者都有一个共同信念：“能！我们有毛主席！”大家认为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就将无往不胜，无坚不克，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
在知识分子心目中毛主席是智慧的源泉，力量之所在是可以信赖依靠的领袖。在毛主席领导下，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
但是毛主席心目中，知识分子则是一个不可靠的必须改造的思想异端。
1951年10月23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 ”。
其实，思想改造在这以前就有计划地通过各种运动实行了三反、五反、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参军、参干，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检举反革命、批判“美国之音”。肃清崇美、亲美、恐美思想。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让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经受锻炼，提高觉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把复旦大学搞得热气腾腾。
左娅和同学们一道，积极投入到火热的政治斗争中去。
一九五一年秋末冬初，复旦大学文法两院师生奉命参加皖北土改。
天气转凉了，这个冬天学生们将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度过。对于一些从小在城市里张大还没有离开家门的大学生来说这是一个新尝试，新考验。既兴奋，又有一些不安。
革命意志是旺盛的。生活上的顾虑却不是没有。
最大的顾虑是怕虱子、跳蚤。大部分同学对这种专攻吸人血和传染疾病的小虫子连见也没有见过。一想起他们将爬在你身上，钻在衣服缳折里蠕动就浑身发痒，头皮发麻，心头发颤。
女同学更与一怕。怕蹲坑，上茅房，苍蝇叮屁股。
下去之前要学习，学文件、学政策。大道理学了不少，还要有感性认识。刚好新摄制的电影《白毛女》上演了，就给复旦师生排了专场。放映前复旦土改工作队队长周予同教授作了简短动员：“这次复旦师生参加皖北土改，同时要把“土”字上面一横拉长一点，变成“士”字，“土改”就是知识分子也要在运动中改一改”虽然说的是老道理，听起来却有新意，给学生印象至深。
思想工作还在深入进行。
“跳蚤虱子是‘革命虫’！革命不革命就看你身上有没有虱子”。这道理是革命前辈的经验总结，不过听起来总觉不是味。
“上厕所是个习惯问题，时间一长就习惯了。”党委书记李正文现身说法：“我刚进城时坐抽水马桶也不习惯，后来就习惯了。”这话也对。有些工农干部就是蹲在抽水马桶上拉屎的。但同学们却撇嘴：“从茅坑到抽水马桶是文明退化，从抽水马桶到茅坑是文明倒退。”
“要向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虚心学习！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但都经过革命烈火考验，阶级觉悟高，是知识分子的学习榜样”。这一条特别重要，师生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经过反复学习、动员、听报告，打“防疫针”，收效很大，对以后运动的顺利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个同学到农村后说：“哈！跳蚤虱子也没什么，原先我想像中的虱子，就像蚊子一样，成群结队满天飞！”
大部分男同学在太阳底下，很自然地就脱下衣服逮虱子。看见跳蚤还会用食指沾一下唾沫，看准了，一按一个。
总的说来，和工农干部相处，互相尊重，团结得极好。工农干部的绝大多数，受农村传统观念影响，对“读书人”历来十分敬重。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是排在“士、农、工、商”首位的。看不起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那是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事。
只有上厕所“蹲坑”这一条，女同学始终不能“习以为常”，回到复旦之后仍然心有余悸。
皖北土改，光到五河县。从上海出发，到“临淮关”下车，火车只停三分钟。
几百号人，褙着背包，提着口袋，像一群散兵游勇，领导上很担心下车时可能会误事。车站上也作了充分准备，一定要保证全部人员安全下车后再发车。
领导一动员，学生便自动组织起来。到站没有人先下车在站台上接行李，有人打开车窗把列车上的行李一件件朝外递。行动快捷，秩序井然。事后周予同教授委实大大称赞了一番。
从临淮关到五河县是水路。几百人分坐几条大木船。开船时已是晚上。皓月当空，橹声钦乃。虽然诗意甚浓，无奈船速甚慢，到五河县时天色大亮。河滩上，一个盛大的现场欢迎会已布置得当。
土改工作团团长，这个身经百战的工农老干部推开递上来的麦克风，直着嗓子便吼起来，这种群众大会他开得多了，吼掼了，不爱这样玩意儿。尽管在旷野里，面对几百号人，吼出来的语言清晰可闻。
“复旦大学的老师们，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和我们一起搞这期土改。全国的土改已接近尾声，这期土改便是我们的临别纪念了……”
像战士即将离开战场一样，这个刚强的汉子说这话时，对这期土改有着十分依恋的感情。这种感情在复旦师生身上却找不到。充满复旦师生心胸的是兴奋、好奇。对自己的荒废学业一点也没有依恋之感。
只有历史系胡厚宣教授在出发前不经意地对中文系的学生流露了一句：“选我的课的学生中，我更喜欢中文系同学。本来我想找几个同学共同编《甲骨文字典》，现在运动太多……”
胡厚宣教授开的是《文字学》，选这门课的中文系同学很多，吴台也在其中。
五河县农民的贫困是复旦师生想像不到的。听说有些十七、八岁大姑娘没有裤子穿，白天就围坐在一床破棉絮里。这倒没有亲眼见过，但所有见到的男子汉都只穿一条单裤却是事实。十冬腊月，工作队召开贫下中农会时，房屋中央便燃起一堆火。“火烤前胸暖，风吹后背凉”。左娅曾好奇地问他们冷不冷，回答是“不冷，惯了。”
忆苦思甜时，一个妇女含泪讲的一件事，更令左娅难过了好几天。这个妇女有一个男孩，五岁了，正是能言会道讨人喜欢的时候，不幸病倒了。穷人有病只能“挺”，孩子体弱，根本挺不过来，慢慢地病重了。弥留之际，母亲贴着他的小脸问想要些什么，孩子说只想尝一口白糖。在诉苦大会上，这个母亲放声大哭：“我的孩子在这世界上只活了五年，他只听说糖是甜的，却临死也没有尝到糖的滋味！”
五河县农民口粮主要是红薯，高粱面很少。红薯从地里收回之后便挖窖贮藏起来。砂土地，一个男劳力半天便挖出一个一人深的土坑，红薯放进去后，加盖，留个小口子，日后可以钻进去一个小孩便成了。
这伙食，对城里来的大学生真是大喜过望。红薯干面干甜，特别对胃口，女生更是爱吃，一个月下来，个个都“发福”了。
由于复旦师生的加入，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相结合，这期土改便出现许多鲜新有趣的故事。
土改运动的第一阶段，是进行阶段教育，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在这以前，贫下中农的想法多种多样。有的年轻人急于分田分地，最好稀里哗啦把地主土地分到手便了事，这是单纯经济主义思想，有的老年人顾虑重重：“人家地主的地，能分到我们手中吗？好比一块肉，贴到我们身上，能长牢吗？”这是阶级觉悟不高的典型表现。
以前的阶级教育，靠的是讲道理，用“嘴”。复旦学生来后，发现用文艺形式更能激发贫下中农对地主阶级剥削的仇恨。效果更好、更快。
社会系有一个女同学天赋歌喉，唱得极好。给农民进行阶级教育时便给农民唱《白毛女》组曲。女同学感情很投入，是流着泪唱的。不但台下群众，连身旁的工农干部都流泪了。汇报到五河县土改工作团团部，搞了多年土改的老团长亦为之动容。
宣讲阶级成份划分标准及相应政策时，富裕的农民听得很专心，频频点头。贫下中农则对富农政策想不通。“为什么富农的土地、牲畜不能分？”他们心目中早看上富农家那头大牯牛了。工农干部反复讲就是讲不通，听不进。请大学生讲，把书本上的理论搬出来：“富农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现阶段还不能用剥夺方式……”农民听了似懂非懂，但也就不再坚持了。讲“小土地出租”这个词太拗口，记不住。工农干部和大学生费不少力都讲不好。还是农民自己有办法，念成“小腿肚多粗”就记住了。
生活上，工农干部对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更是关怀备至。
左娅住的房子，房东放了一口白木棺材还没有油漆。工农干部要房东把棺材搬走。
“不怕！”左娅说：“又没有死人在里面，不用搬！”
有的女同学住在一间大房间里，工农干部不放心，替她用秋秸编成围墙，围出个小“特间”，自己睡在房门口保驾。这女同学很得意，多次请同学们参观她的“特间”。
一天，一个工农干部到吴台这个村检查工作。晚上睡觉时把驳壳枪放在枕头边说：“放心睡好了，今晚我替你当警卫！”吴台心想“地主老财都关起来了，怕什么？”
事实上土改工作队一进村，就把一部分地主老财关押起来了。一次吴台走过一所大房子，里面的人都带着镣铐。看守他们的法律系同学告诉吴台：“这些都是老财，一半以上要判死刑。”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吴台不了解，满不在乎，初生之犊不怕虎。带枪不带枪无所谓。
有的年轻老干部看到女同学文化高、风度好，长得漂亮，皮肤白嫩，也有产生爱慕之心的。不过大体很克制，最多写写信，流露一点仰慕之情，没有越轨行为。土改结束回到复旦后，左娅还收到一封信，开头是“甜甜蜜蜜的左娅战友……”左娅笑了笑，放在一边就算了。参加土改的女同学，收到这种信的大概还有，但没有一个最终与工农干部结为夫妻的。
工作闲暇，工农干部也爱和大学生开开玩笑，特别爱逗女学生。
在城市里长大的大学生汽车见过不少，却没有见过牛。第一次见到活牛，远远地看着不敢接见，怕被牛咬了。有的同学只认得毛驴，马和骡就分不清了。有的说看鬃毛，有的说看尾巴，谁也说不准。但骡是马和驴交配生成的，书上讲过，大家都知道。
工农干部便开女同学玩笑：“你们说说，小骡子是哪来的？”
女同学都不好意思回答。
左娅勇敢地站出来：“马爸爸和驴妈妈结婚，生的儿子就是小骡子！”
老干部笑得前仰后合，他们笑左娅回答得太高明，太得体了。
工作队中有个小青年，通讯员，活泼、开朗，爱和学生们厮混。一次，要求吴台教唱英文歌。工作队的青年人也爱唱歌，唱的都是革命歌曲，也有唱情歌的：“九九艳阳天”。没有人会唱英文歌。
“这好办！”
吴台答应了。就教唱英文字母歌。
ABCDEFG
HIJKLMNOP
一句句教，学得很快。
教到最后一句卡了壳。
现在的字母歌最后一句是 Now you see，I can say my A B C。
那时候是Oh dear me ，I cannot say my A B C
这最后一句按原文唱，拗口，记不住。吴台就教成：“我的妈呀！我不会唱我的A B C”
小通讯员很高兴，开联欢会还上台唱：“我的妈呀……”唱得大家都笑。
光教字母歌不行，还要唱英文歌。
这也不难，就教唱翻译成中文的“伦敦大桥塌下来了。”
最后一句又卡壳，my fair lady 怎么翻译。
吴台就教唱成：“我可爱的姑娘！”
不过小通讯员不这么唱，他唱成“我的老娘”！
后来，这事被外文系同学知道了，当面对吴台说：“吴台，你真不简单！”
吴台知道就是为了“我的妈呀”和“我的老娘”。嘿嘿笑道：“怎么办，你那时要在那里，也只能这么教！”
土改结束回到复旦，一次回凇茬宿舍，路过外文系女生宿舍时，二楼突然飞出一句：“偶然有介事个运动员！”吴台想：“糟糕，又是那句“我的妈呀！”，不敢答话，落荒而逃。
五河县土改结束后，土改工作队便移师灵壁。有了五河经验，复旦师生驾轻就熟，和工农干部很顺利地又完成这期土改任务。离开灵壁前，因为历史系教授胡厚宣一句偶然闲话，却又激起学生们“遍地觅宝”热潮。
灵壁县东南是古垓下旧地。公元前202年韩信设下重兵，把楚霸王项羽团团围困在这里，“霸王别姬”便是在垓下项羽大营中演出的千古悲剧。两千多年过去，现在的灵壁县一片衰败颓荒，胡老师行家目光，一到这里便发现当年的汉砖散落遍地，有的被农民砌进自己的俊院围墙，有的垫在猪圈里任人践踏。这些汉砖，每块重十多斤，一侧有凸出花纹，历经千年风雨，四棱四角齐整坚硬如故。消息传开后，学生们便动手搜寻，在当地村干部协助下，猪圈里面，院墙中间的汉砖纷纷被抽、被挖出来，成为学生囊中的“胜利果实”。
不过，当时学生主要出于好奇，只想留作纪念。并没有用市场经济眼光来看待这些千年古物。回到上海后，家里有老奶奶老爷子的，还把它当作“避邪物”供起来，大部分被丢弃一旁，不知沦落何处了。
一九五二年年初，复旦师生土改工作队胜利班师回上海。教务长周谷城亲自到火车站像迎接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把大家迎回复旦。
但是，凯旋归来的喜悦和轻松心绪，不久便被紧接而来的思想改造运动冲得无影无踪。人人过关，个个挨斗，狼狈不堪。
思想改造，也许原先只是想通过学习的方式，自觉自愿，和风细雨地进行。所以领导运动的机构叫“学委会”，学习文件，查表现，找根源，自查互查，群众帮助。不料这种暴露隐私，“脱裤子割尾巴”的方式却大大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随着被改造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批判言辞也越来越尖刻，上纲上线要求越来越高。“学委会”虽然没有改为“斗委会”，但斗争中却实实在在伤了好些人。
正当党委书记李正文按部就班，一个环节套一个环节把运动搞得有声有色时，大杰先生突然跑到外滩跳进黄浦江自杀了。消息传来，人人惊愕。
好在刘老师刚跳下便立即被人救起，送到复旦后安排在一个房间里住下来。为防再次发生不测，还让中文系派学生日夜轮班看守。吴台只听说要派去“陪陪刘老师”，便很高兴地去了。
当时对待运动中自杀的人，没有如泼来那样进行更严厉的挞伐：“自绝于人民！”“对抗运动！”“轻如鸿毛！”……劈头盖脑，批倒批臭，以儆效尤。因而大杰先生还没有受到更多的难堪。
吴台平时对大杰先生十分尊敬，在“监护”先生时仍老师长，老师短地称呼着，像子女对待有病的长辈那样细心伺候着。
经过这一番闹腾，也许领导上也做了许多工作，大杰先生便平静下来。在和看守他的学生闲谈中慢慢说出他为什么要轻生的原因。
原来日本军队占领上海之后，为了把侵略说成是共建“大东亚共荣圈”，千方百计拉拢一批有声望的“名人”为其“撑场面”。他们选中了刘大杰。
这种当汉奸，被国人臭骂的变节行为，大杰先生当然不干。日军不死心，又施一计，派人送来一笔钱。这回大杰先生犹豫了。如果再次退回以示决绝，后果不堪设想。好在这事神鬼不知，便没有声张。
运动起来之后，经不住节节进逼，一次次检查，一次次通不过，这心病便如骨鲠在喉，让他心神不安，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眼睛逃不过这一关，便想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逃脱那无休无止，狼狈难堪的日子。
经过这次折磨，大杰先生昔日的光彩便暗淡了许多。A.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曾说：“沙俄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在清水里泡三次,血水里浴三次,咸水里煮三次。”大杰先生是教世界文学史的。以后在讲这段话时，想必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都是二十岁挂零的年轻人，政治历史虽然清白，资产阶级思想却不少有。讲吃讲穿是腐化堕落思想；羡慕别人穿得阔、吃得好是爱慕虚荣思想；用公家（一般是父亲工作单位）信纸当草稿纸是损公肥私思想；一个同学坦白交待在邮票上涂一层胶水，洗净以后可以重复使用更是典型投机取巧思想。还有黄昏思想、迷信思想（同学中有信基督教、佛教的）名士思想、名利思想、雇佣观念、流氓意识、自由散漫、只专不红等等。
开头还嘻嘻哈哈，你有我有大家有，不当一回事。但到后来检查交待要求越来越高；暴露隐私坦白越挖越深；有的人难于启齿，想偷偷地改掉，以后永不再犯，但这是“后门丢包袱”行不通。特别进入“群众帮助”阶段，斗争火力越来越猛，批评语言越来越尖刻，互相帮助变成互相攻歼。其实同学之间本来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只是在大气候影响下，觉得对别人批判越狠，说话越尖刻，便是觉悟越高，靠拢组织越紧。这种“帮助”，当然很伤了被批判者的心。中文系一个同学，平常被认为是“忠厚长者”，运动中有个同学说他“恬不知耻”，觉得太伤了他的自尊心，在教室里大哭了一个晚上。
思想改造运动接近尾声时，学校开始抓这届毕业生的分配去向工作。
教务处每个同学发一份毕业分配登记表，毕业志愿栏下面空着三行1、2、3，让学生自己填写毕业后的志愿去向。
工作做得很细。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根据学生政治表现、学习成绩、参照登记表一个个讨论，提出初步分配方案。
左娅和另外一个女同学作为学生代表被邀参加了这个小组。
明年，1953年，是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这届毕业生正赶上国家急需人才的好时光，毕业去向除抽调一部分到北京之外，大部分将留在上海。讨论吴台时，有人提出吴台多才多艺，可以分到文工团去。也与认为不合适，这样有些屈才。
毕业分配方案还没有最后敲定，复旦校园里来了一个新疆代表团，给毕业分配工作掀起一阵狂风巨浪。
这个代表团，将从上海各高校应届毕业生中征集一批支援新疆建设的志愿者。
登辉堂里，代表团的动员报告很实在。既讲“我们新疆好地方”、“哈密瓜大又甜” 、“新疆处处富江南”，也讲从上海到新疆路途遥远，从宝鸡以西到乌鲁木齐这一段，坐大卡车路上要跋涉三个月。,
当讲到路过大戈壁时，大卡车还要挂一辆饮用水车……礼堂里顿时爆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太富浪漫色彩、太具刺激性了。
<, span="" style=""FONT-FAMILY:" mso-bidi-font-size:="" mso-bidi-font-family:="" mso-font-kerning:="">新中国成立后，青年知识分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赶上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新中国的好日子是无数革命烈士用年轻的血肉之躯换来的，他们的献身精神在青年人心中扎根滋润成长。“革命大旗要由我们这一代青年扛下去，”这不是一句空泛的政治口号，是一种政治信念，有力地支配着青年人的思想行动。
每天晚上，登辉堂白天的喧闹已归于寂静。子彬院、山舟馆、相伯堂、高低错落、朦朦胧胧，沉隐在一片夜色中。毕业了，什么时候再能回到这里？左娅和吴台坐在登辉堂前草坪上相对良久，谁也没有讲话。
“吴台，你有什么想法？” 左娅先问。
“我想报名，响应号召到新疆去！”
“爸妈能同意吗？”
“暂时不告诉他们，批准以后再说。”
“你呢？”吴台反问。
“你到哪我也到哪！”
黑夜中，四目相对，都从对方目光中看到内心的激动、兴奋和一丝不安。
又沉默了一阵，“想过没有，离开上海，到几千里外边远地方去，不是几年、十几年，而是终老一辈子，未来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 左娅又提出新问题。
吴台一下子兴奋起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在我们手中建成！社会主义大家庭，走到哪都一样，革命同志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未来的日子比蜜甜。”
左娅没有想到，吴台怎么一下子像个小孩，几乎手舞足蹈起来。
“有一件事，郭老板那里得去一下，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他，他一定会支持的。” 左娅最后说。
第二天，在毕业分配登记表的志愿一栏里，两个人都填了1.新疆 2.新疆 3.新疆.
在郭绍虞教授家里, 左娅和吴台推们进去:
“郭老师,我们想找你说一件事……”
“好!好!请坐,请坐.”
“这个,这个,”郭老师每次讲话前,总要先说几个“这个”.上课时也是这样,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你们是为毕业分配来的吧.已经有几个同学来过了,都想留在上海。我会把你们的意见转告分配小组的。”
“不！老师，我们两人都志愿报名支援新疆，登记表已交上去了，希望你支持。”
“喔！原来是这样。这个、这个、太好，太好。”
从郭老师家出来，两人一起到南京路去，左娅要送几件礼品给吴台。
在钟表行里，左娅问：“浪琴有没有？”“没有。”
“爱尔琴有没有？”“也没有。”
“亚米茹”？“还是没有。”
“这些名牌手表断档多时了”，店员抱歉地说，“小姐，你如果要好表，有一种瑞士产“古柏林”金表，不过价格贵一些，三百万”
拿出来一看，18K外壳，金光灿灿。店员打开后盖，游丝轴上镶着一颗黄豆粒大的红宝石。左娅很满意。三百万，当时一个大学讲师丰年的工资，价格的确太高了些。
后来，三反运动中，这家钟表店员把揭发大字报贴在橱窗上。原来他们的老板娘是一个专门从香港走私手表到大蝰，然后以超出市场低几倍出售的“大老完”。
出了钟表店，又弯进“中百一店”。在化妆品柜台前选中一合“万力剃须刀。”精致的小盒子里，刀絮、刀片、还附带一条磨刀片的牛皮带。店员殷勤地介绍说。再配套买几盒专用刀片，就可以用很长时间了。
吴台接过“万利”，心满意足：“等把这许多刀片都用钝，大概就到共产主义了。”
五十年以后，左娅经历了极左险风恶浪冲击磨难，已经退休在家。回想当初作出报名支援西北的决定，仍然觉得无怨无悔。觉得没有对不起死去的千千万万革命烈士。
只是，当同事们的子女已长大成人，这新一代的年轻人总会提出疑问：“阿姨，当年你们从复旦毕业，却分配到工厂里教工人识字、扫盲，难道就不考虑自己的人生价值？”
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想法对这一代青年人讲清道明呢？
当年曾经在左娅心灵中引起强烈共鸣的革命先烈英雄业绩，已被新时代的“个人人生价值观”取代。政府在号召新一代清华、北大毕业生支援大西北时，出台的政策也变成“保留城市户口”、“多少年以后可以调回……”等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作用下，革命号召也需要在交易双方杠杆下，适当输入对等砝码。
离开上海前，左娅专门回了一趟家。
家乡，这个有父母百般恩爱的地方；这个有清清溪流，淡淡远山的地方；这个曾经和童年朋友无忧无虑，尽情嬉戏的地方，在这即将离别远走天涯的时刻，忽然变得十分依恋起来。
在父母面前，左娅始终是一个有些娇惯、有些任性、一见面就会把父母缠得紧紧的女孩子。左娅也想念她的奶娘和奶爹。奶爹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小时候奶娘带左娅在她家住过一时期，每天傍晚奶爹从田里收工回来，锄头上总会挂着一只小乌龟，那是在稻田里摸来的。奶娘接过去便把她埋在刚从灶胍里扒出的炽热的稻草灰里。饭熟了，这只被喂熟的乌龟便香喷喷地端到左娅面前。
在左娅记忆中，童年生活永远是一首静谧和谐的诗，一首韵律柔畅的歌。
母亲见到左娅回来，自然十分高兴。长高一点了，晒黑一点了，上上下下看个不够。也隐隐有些预感，总觉会有什么事发生。
解放前夕，左娅父亲曾打算全家迁到香港去，不料想受到子女们的一致反对，就作罢了。解放后，跟前几个子女全在外面上学，家里当年的男女佣人都分到田地，回家去了。母亲一个人在家，孤独、寂寞，时间长了，慢慢地也就习惯起来，更重要的是心境平和，对纷扰世事，无欲无求，看得十分“淡”。然而当左娅告诉妈妈毕业后将去几千里之外的新疆，母亲还是不被人察觉地颤了一下。
对于母亲来说，左娅不同于已当了人民解放军军医的二女儿，也不同于已经出嫁了的小女儿，左娅在母亲心目中是时时刻刻缠在心头，驱之不散，挥之不去的一个小精灵。
但是，母亲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虽然近于冷酷，对母亲冲击极大，却一点也没有失态。
晚上，母亲在灯光下，从首饰盒里拿出几朵“珠花”放在左娅手里：“这是妈妈出嫁时的头饰，给你留个纪念。”串在“珠花”上的几百颗蚌珍珠，玉润晶莹，闪烁着珍珠特有的银白色光芒。“三两黄金一两珠”当时左娅并不知道它的“金贵”价值。
母亲又一一指给左娅看：“这些号称玉中之王的翡翠是我专门挑选过的。这是红宝石，这是蓝宝石，这是祖母绿，这是金绿猫眼……”左娅早听说过“猫眼”，拿起来就着灯光看，果然从宝石反射出来只有两道光，恰恰和猫眼一样。而其它宝石反射的光就多了，三道光、四道光……
最后，母亲郑重地叮嘱：“好好收着，这些是最值钱的，也许以后有一天用得着。”
母亲和左娅都没有料到，这些价值连城的珠宝，以后会被一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无耻之徒吞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