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画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
“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了，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操碎了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不能在眼里糅沙子，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这拳拳之心，这铮铮之言，早被历史检验绝对正确，但在当时，我的父亲无异于自掘坟墓。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见风向不对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
据母亲告诉我，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作敢当，自己怎么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
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老实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麻雀。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只能在天空叽叽喳喳，发出奔逃的哀鸣，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更不用说中国地域辽阔，鸟儿到哪儿都能繁衍生息，它们除了秋天才糟蹋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
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自己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现在高兴为时过早，还有麻烦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义，毫不留情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六岁孩子的感受要深刻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