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1953年人均GDP仅为67美元，1963年人均GDP上升到163美元，10年仅增加不足100美元。此后，韩国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转型战略，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1995年，韩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成功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韩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15位，亚洲第4位，人均GDP达到2.4万美元。韩国之所以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得益于以下三方面的措施。
创新发展：
实施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抓住美、日等国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机遇，发挥本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由此创造了“汉江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进入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国家受能源危机的影响转向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极大地冲击了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同时，西方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技术革命，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韩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及时转变发展方式，从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经济转向创新经济。其中非常有特色的做法集中体现在：其一，重视顶层设计。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了“科技立国”战略，力图通过利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1985年，韩国颁布《产业发展法》，重点强调市场在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极大地释放了市场力量，为产业优化升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进入90年代后，韩国进一步深化“科技立国”战略，加大对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并逐步从模仿创新转向自主创新。1998年，韩国提出“设计韩国”战略，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从制造国家转身为设计创新国家。在顶层设计指引下，韩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三星、LG等成为全球著名品牌即是例证。其二，加大研发投入。政府对研发的投入是衡量一国重视科技程度的标志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逐年加大对研究与开发（R&D）的投入力度，研发投入规模每年增长10%以上。2008年韩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达到3.3%，超过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B）理事会最近公布的《2012年科学和工程学指标（Sci-enceandEngineeringIndicator2012）》中，韩国是“世界研发支出七大国”之一，投入总规模列世界第六位，仅次于美、中、日、德、法。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阿根廷仅有1.1人，韩国是后者的4.4倍（2006年）。韩国将创新视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性因素，高度重视顶层设计、加大财力投入与有效的激励，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型。
包容发展：
确保各阶层对发展成果的共享
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同时也是一条包容性发展之路。韩国包容性发展的典型做法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推进“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初期，韩国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但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农民生活依旧处于温饱边缘。1970年，韩国80%的农民住茅屋、点油灯、吃两顿饭，一半以上的农村不通汽车。同年4月，时任总统朴正熙提出开展“新村运动”，政府提供钢铁和水泥，引导农民参与农村的经济社会建设，改善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环境。“新村运动”改善了韩国农村基础设施，带动了农业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改变了农村、农民的精神面貌。同时避免农民短时间内大量涌入城市带来“城市病”，对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挥重要作用。二是重视教育。中等收入国家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时期，教育及人力资本的提升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一环。韩国认为，人才是韩国最宝贵的资源，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唯一途径。为此，韩国一直将教育作为政府的重要工作。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普及小学教育，70年代普及初中教育，80年代普及高中教育，90年代普及大学教育，现在4年制大学已经超过200所，大学入学率已超过80%。1950年，韩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仅为2%，1984年，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高达14%，目前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保持在7%左右。同时，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尤其是鼓励私立中等、高等教育的发展，政府在对这类学校进行税收减免之外还给予一定的补贴。为推进教育服务的均等化，韩国大学优先录取农村的高中毕业生，对农村学生提供免费宿舍和奖学金，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有效防止了贫困的代际转移。三是注重缩小收入差距。韩国通过推进税收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实行比较彻底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了税率。为照顾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韩国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不断降低税率，减少征收档次，降低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对高收入者则提高其税率，增加对持有不动产的征税，实行累进的综合土地税，加重对土地征收的财产税等，打击不动产投机，尽量缩小由不动产带来的贫富差距。四是完善就业及社会保障体系。韩国通过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来增加普通民众的收入，减少绝对贫困，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韩国工人就业受到多部法律保护，如《均等就业法》（1987）、《促进残疾人就业法案》（1990）、《基本就业政策法》（1995）、《职业培训振兴法》（1997）等，这些法律有效保护了工人的权益。进入80年代后，韩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全民医疗保险、最低工资制、国民年金制度等三大社会福利政策，到1995年，进一步建立健全了雇佣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和产灾保险等四大社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民众的后顾之忧。新世纪初期，韩国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对全体国民的全覆盖。随着上述包容性措施的实施，韩国民众收入稳步增加，城乡居民和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显著收敛，基尼系数从70年代的0.39下降到90年代末的0.31，至今仍然维持较低水平。韩国同时也顺利完成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城镇化率在90年代达到70%以上，中产阶层和城市人口成为社会的主体。
转型发展：
稳步提高政府治理水平
良好的政府治理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各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及教训表明，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合理的公共政策引导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从某种程度说，没有政府的积极参与及强力引导，“中等收入陷阱”是难以成功跨越的。韩国在近年来一直推进政府转型，为跨越陷阱奠定良好的治理基础。一方面，较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韩国早期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强调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进入80年代后，韩国逐步意识到政府并不比市场高明，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于是从法律层面强调市场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对产业的干预，政府从“主导”变为“引导”，减少“越位”与“错位”。明确提出将技术开发的主体从政府转向企业，由企业自主决定创新方向而非政府大包大揽。另一方面，不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建设透明政府。韩国前总统金泳三颁布《公务员伦理法》，带头进行财产公示，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包括法院院长、国会议员、军队领导等高管因此受到惩处。现在，财产公示已成为韩国公职人员的“例行公事”。韩国通过将政府行为的细节展现在阳光下，避免了被利益集团所绑架，遏制了腐败，改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提高政府整体运作效率，造就一个更加廉价、高效、透明、有力的服务型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