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文化的载体。敬畏书籍是敬畏文化，糟蹋书籍是糟蹋文化。“文革”中焚毁书籍，是一种罪恶式的糟蹋。如今乱印垃圾书籍，以及戏说名著之类，是一种亵渎式的糟蹋。
“糟蹋书籍是造孽。”这是奶奶刻在我幼小心灵上的名言，这名言让我受用终生。战乱岁月，我出生在荒洲邈泽的农家，家里除了老皇历，再没有别的书籍。土改那年，村南的刘家畈没收了地主的财产，堆在乡公所的稻场上。很快，家具衣物等被贫雇农分走了，几十本书摊在竹席上没人要。乡长开恩说：“伢儿每人拿两本。”线装书是对折的，翻过来订成本子，可以练毛笔字。我拿回两本，要拆开，奶奶急忙制止：“用书做本子，罪过了。”妈妈想拿去剪鞋样，奶奶更不让：“用书剪鞋样，踩在脚下，会遭天打五雷轰。”她把两本书锁进箱子，我家便有了真正的书。奶奶对我说：“打倒地主，还能打倒书?”
孔子的弟子爱《论语》，耶稣的门徒爱《圣经》，都达到了敬畏程度，但那是偏爱，他们的敬畏有选择。奶奶教我爱书是博爱，对一切印成文字的纸张都要爱。书籍神圣的观念，从奶奶的脑子里，慢慢过渡到我的脑子里，只是我始终没有达到广博敬畏书籍的高度。
“文革”中，我遭遇了一回敬畏书籍的风险。一次，我从北京琉璃厂的书库里，给单位拉回了十麻袋旧书，不然会送到造纸厂去。这全由我一个人挑选，皆为当时看不到的经典。拉到单位库房，处长一看，说：“怎么尽是封资修?”我解释：“这叫找靶子。批判封资修，没有靶子怎么批?”这解释颇让处长满意。他说：“以后有人问，你就这么说。”并让我把窗户钉死，用大锁把门锁紧，没有他的指示，什么人都不借。他还是不放心，又严肃地指示我：“刻个‘供批判用’的图章，该盖的全盖上。”后来有人知道了，借此发难，要整我，也涉及到来借过书的人。那时候，我是野战军机关干事，幸亏军政治部主任也是爱书人，他帮我打掩护，说那上面都盖了章，专供大批判用。不知道靶子，瞎放枪，批判文章质量高不了。扣政治帽子的人听了，哑口无言。那几年，我未婚单身，节假日或晚上无事，就反锁进库房，埋头读封资修。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争得了机遇，广泛阅读文化经典的青年人，不会多吧。敬畏书籍的血脉青睐我啊!
如今，这些书籍都重新出版了，不再是难求的奇书。但在那个年代，书籍的匮乏，比缺米票油票肉票还厉害。有人得到一部好书，便下大功夫，整本地抄下来，还要保密，手抄本也会成为罪证。往事已矣，恍若昨天，实为隔世。改革开放，让我们打开了封闭，得以走出书籍饥渴的那个年代。
然而，禁锢挣脱之后，书籍市场闹哄了，却又日渐杂乱。一方面，什么书都想出版，什么书都敢出版，不顾社会效益，不听群众呼声。另一方面，对文学名著缺少应有的尊重，胡乱改编，随意戏说，调侃形成了风尚。两个方面，都掺杂着极强的功利性，随意性，庸俗性。还有这文集，那文选，用公费出版，用公款购买，今日发下去，明日废品站一大堆。这种状况叫人忧心。一个直接恶果是，败坏了优良传统文化风尚，使得人们对书籍的敬畏之心，疲软了，淡化了。这又怨不得人们，垃圾书挤上书架，无用书到处乱发，能让人们对书籍敬畏得起来吗?败坏大众爱书读书的胃口，会成为民族的孽种，为子孙所不屑。
书籍承担不起作者的名利，承担不动书商的贪欲，承担不了社会的浮躁，承担不得阴暗中的蝇营狗苟。书籍只能承担文化，承担人类智慧，承担精神食粮。前者都是对书籍的糟蹋，后者则能激发读者对书籍的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