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曾在其著作中把欧洲走向一体化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认为“它代表了一个转折点，在每一点上都跟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建国具有一样重大的意义，甚至可能更重要”①。经过60多年的实践，欧洲的联合不仅影响了20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也对21世纪的世界发挥着持续的作用。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源自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迅速蔓延至欧元区并撼动了整个欧盟，且3年多来久拖不决。这场史无前例的内发性地区危机，给“欧洲大厦”带来新的巨大变数，以致于10年前对欧洲一体化赞誉有加的库普乾转而声称“欧盟正在缓慢死亡”，“不久之后的某一天，当我们回望大西洋彼岸时，或许会发现，过去半个世纪中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欧洲一体化已是昨日云烟”。②虽然库普乾只是在描述一种可能，并仅仅代表了关于欧盟前景诸多观点当中的一种悲观论调，但欧盟的困境的确应当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欧洲联合的历程，以便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进行重新判断。
“欧洲病”的长期累积
冷战结束以后，原欧共体国家通过欧洲联盟框架继续深化一体化进程，一方面提高了其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改善了其地区内部事务的治理水平，但这一进程也带来负面效应。尽管欧洲一体化被普遍视为地区合作的典范，一些敏锐的学者早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以前，就已指出其中蕴藏的风险和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欧盟而言绝非“偶感风寒”，而是“积小疾成大疾”。危机植根于欧元区货币权与财政权分离的制度设计③，但同时更是“欧洲病”长期累积、集中爆发的结果，并进一步加重了病症。伴随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而不断加重的“欧洲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成员国急速增多、忽视内部差异性的联合以及地区国家间关系变化，带来了欧盟认同感和合法性的下降。冷战结束后，欧盟为了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抢占先机，在“大欧洲”梦想的驱动下迅速实现了领土疆域的拓展，但这同时意味着其在入盟标准和质量控制上有所放松，由此带来欧盟成员之间同质性大大降低。在1995～2007年短短13年中，欧盟经历4次扩张，成员国由原来的12国迅速达到27国，新加入的15个国家与原欧共体国家之间在发展程度、经济模式、政治遗产、文化传统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欧盟在急速扩张的同时虽然通过入盟资格的把关暂时掩盖了这种差异，但各成员国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差异性并未因为加入了共同联盟而消失。这就导致了原欧共体国家与新入盟国家之间认同度较低的问题，也使英国等传统“疑欧国家”的离心倾向进一步加重。早在2000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提出过“双速欧洲”(Two－speed Europe)概念，以是否愿意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更远为标准把欧盟成员划分为两部分。而十年之后，拥有27个成员国并且仍有扩大趋势的欧盟，其内部差异程度已经不是“双速欧洲”所能涵盖，事实上已经成为“多速欧洲”，欧盟内部的政治裂痕也有扩大和变多的趋势。目前的大欧盟框架中，东西矛盾、南北矛盾、核心国家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以及民族国家与超民族机构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欧盟成员之间同质性程度大为降低。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产生的“新欧洲”与“老欧洲”分歧，至今仍未能弥合。以上情况表明，无论是在欧盟自身发展还是在重大对外方针上，扩大后的欧盟采取集体行动已经遇到了新的重大障碍。
在大欧盟框架下，福利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弊病日渐暴露，积重难返，当其通过一体化日渐连接在一起时，危险大大增加了。作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国家在二战后率先实现了向福利国家的转变。福利国家模式在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提高民众生活保障与幸福指数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经济领域竞争的加剧，福利政策给主权国家带来沉重负担、有公平而无效率等问题日益凸显。此外，福利国家政策虽然为欧洲国家普遍采用，但欧盟内部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模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所代表的北欧模式，以高税收、高福利、低失业率为特征。由于这些中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少以及族群差异和社会矛盾较少，国家税收能够支撑高福利负担，因而这种模式是欧洲发展水平最高的福利模式，问题较少，相对较为成功；法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家采用的大陆模式强调就业保护，国家福利支出非常庞大，但大陆国家经济基础相对雄厚，福利公共资金筹集除了依靠国家税收外，个人、企业、社会组织也参与其中，经济状况较好时基本可以周转。不过，过高的失业保障也产生了“养懒人”现象，就业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加重国家财政负担的同时也降低了经济效率。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法国等国家的经济也遇到较大困难，虽然没有发生严重危机，但国家财政开支已经难以负担。英国采用的是和美国类似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崇尚自由竞争，福利水平较低，工会力量较弱，避免了很多福利国家的弊病，却也强化了与欧盟特殊成员的差异性；问题最大的是以“笨猪五国”(PIIGS)为代表的南欧模式或地中海模式：这些国家基本上采用了欧洲大陆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但经济基础却较为薄弱，且福利公共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负担，因而赤字率在“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中不断扩大。这种模式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能暂时得以维持，但在欧美债务危机的冲击下便难以为继。福利国家造成的国家财政负担过重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是欧盟几乎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考验，其区别只是程度的不同。在西方民主选举国家中，福利国家面临的另一共同难题是福利水平只能提升却难以降低，因为后者损害到选民利益，政府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导致自身倒台。欧盟国家近年来领导人频繁更替，包括2011年“笨猪五国”的政府变更和2012年法国大选新领导人的产生，都和福利制度改革议题有较为紧密的关联。
欧盟机构的复杂化带来的制度效率的下降。戴维·卡莱欧(David Calleo)在本世纪初就指出欧盟“各种复杂的机构铺陈过宽，需要做根本的改革”，④但随着欧盟机构日趋庞大和复杂，改革的难度也在增大。随着疆域的扩大和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欧盟的组织机构也日益复杂，繁琐的行政程序导致了决策难产和政治成本上升；庞大的“布鲁塞尔官僚机构”已经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民众的诟病。扩大了的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等机构及其与成员国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从未能真正解决，各方之间常常相互掣肘，难以取得共识。存在同样弊端的欧洲货币联盟则由于其效率低下而直接影响了欧洲危机的救援。比如，欧洲央行的最高决策机构管理委员会包括6名执行委员和欧元区17个成员国的央行行长，与此相比，美联储决策机构中的地方储备银行成员只有5名。决策机构过于庞大和成员国之间利益的纷争使欧洲央行难以作为，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无法采取行动，从而错过了危机救援的最佳时机。《里斯本条约》从形式上加强了欧盟的地位，却并未解决其制度上的固有弊病。欧盟虽然选举了理事会常任主席、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作为成员国妥协的结果，在各种力量的牵制下，所谓欧盟“总体”和“外长”发挥的实际作用远远小于其象征意义。此外，欧盟长期存在的“民主赤字”问题对于其制度的有效性也存在负面影响。在欧盟的主要机构中，只有欧洲议会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也没有完全实行代议制民主制度。缺乏效率的欧盟和欧元区制度设计在公平上同样问题严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巨大差距，德国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欧盟内部贸易中最大的赢家；希腊等经济状况较差的成员国在一体化过程中成为欧盟内部贸易的受损者，得到的补偿是通过加入欧元区获得了以较低利率借债的权利。双方的这种平衡在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被打破，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便凸显出来，进一步削弱了欧盟的行为能力。
欧盟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比较优势出现持续下降。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已经成为欧盟今后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欧洲在1900年时人口约占世界的1/4，目前的7亿左右人口只占世界的10%左右。欧盟国家的人口在绝对数量和世界中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的同时，老龄化问题也非常严重。由于福利国家模式导致的企业负担重、劳动力成本高等问题，欧洲在制造业等领域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导致很多国家出现了去工业化、实体经济空心化现象。国内次债危机发生后，美国利用美元霸权，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向其他国家转移危机，也给欧洲国家带来不利影响。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挑战，欧盟不但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介入危机救援，还一再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求助。欧洲这个全球治理的主要倡导者，已经转而成为全球治理的对象。这一变化表明，欧盟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已经相对下降。
欧盟能否延续“危机—超越”模式？
从起源上看，欧洲一体化植根于有着深远传统的“欧洲观念”；而二战后欧洲统一的梦想最终能够实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飞跃，也得益于让·莫内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设计与推动。至关重要的一点，当然还在于冷战特殊时代背景下法德两个大国的共同需求和携手推进。此后60余年，欧洲一体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当我们从一个较长的时段回顾其历程时，不难发现，尽管它总体上是呈螺旋式上升趋势，但绝非一帆风顺，危机甚至倒退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全部历史。
新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对“外溢”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并提出了“回溢”(spill back)的概念，意指一体化机构中的功能范围和权力退回到外溢之前状态的现象，从理论上指出一体化进程可能出现倒退的情况。⑤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曾观察到“欧洲共同体为时尚短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危机的历史。人们也许还可以说它是在危机中和通过危机而向前进展的”。⑥曾担任欧共体(欧盟)委员会主席长达十年之久，并为欧洲一体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在回顾欧洲历程时也指出，“欧洲一体化经历了风风雨雨，它有过充满希望和阔步发展的时代，更有过长期衰落和止步不前的岁月”。⑦欧洲一体化是在兴衰起伏中向前的进程，“危机—超越”模式是其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迄今为止，欧洲一体化从总体上看仍然是一个在不断克服障碍、超越危机基础上向前走的进程；但也并非所有领域都是如此，比如，在军事安全领域，欧洲的联合大体上仍未超越1954年功败垂成的“欧洲防务集团”所设想的程度。
那么，目前困境中的欧盟能否延续历史上这种“危机—超越”模式？地区一体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地区国家，特别是具有关键影响力的地区核心国家推动下的自愿联合。60余年欧洲联合的实践表明，地区核心国家的推动是一体化前进的主要动力，成员国的协调一致则是一体化实现突破的基本条件。如今深陷困境中的欧盟，却同时在这两个方面遇到障碍。
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国家、特别是“法德发动机”(the Franco－German Motor)之间的失衡，造成了一体化动力的不足。法德这两个历史上的宿敌能在二战后迅速和解，携手推动欧洲联合进程，与处置德国问题紧密相连。通过共同体建设达到“捆绑”德国、维持欧洲和平的目的，一直是法国等国家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重要考量。“法国的利益就要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约束德国，当然，有战略头脑的法国人知道，要想持久约束德国，法国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约束自己。”⑧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斯坦利·霍夫曼曾将这一战略比喻为“与虎共享一个金笼的驯虎政策”。⑨德国则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了“自我固定”于联合起来的欧洲的策略，因为“德国人想避免再次出现反对德国的联盟，必须将我国固定在一个大欧洲的联盟之中”。⑩但随着后冷战时代欧盟的急剧扩大和德国地位的不断上升，其对德国的“捆绑”政策越来越难以奏效，“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问题日益凸显。在法国人看来，欧盟的新机制导致了法国影响力的急剧下降，其对《欧盟宪法条约》的否决即是这种认识的反映。以德国重新统一为分界点，法国和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动议者”角色已经互换，这导致法德发动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松动。欧债危机发生后，德国对危机解决的主导权加重了法德之间的不平衡。同时，法德等欧洲一体化的最早发动者自身的经济也面临着巨大困难，难以肩负带动欧盟经济复苏的重担。德、法、意作为最早推动一体化的欧洲大国国内形势的恶化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深陷债务危机的意大利已经由G7成员沦为“欧洲病夫”，成为被救援对象；作为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的法国也面临着国内福利模式运转艰难、失业严重和财政风险上升的问题，很多法国民众认为欧洲一体化使自己国家的财富被其他国家分享；德国虽然在重新统一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欧盟的主宰者，也从欧洲货币联盟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并在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取得危机救援的掌控权，但由于周边国家陷入群体性危机，欧盟演变成为一个“转移支付”联盟，已经成为德国政府特别是国内民众最大的担忧。法德轴心的失衡及欧盟核心大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使欧洲一体化“火车头”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欧盟已经不是建立在法德发动机基础之上”。(11)
欧盟的困境加速了成员国的离心和内顾倾向，使协调一致变得更加困难。布热津斯基在上个世纪末就观察到，“今天的西欧给人的印象是问题多，不齐心……没有共同的较远大眼光。欧洲一体化越来越成为一个进程而不是一项事业。”(12)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则使这种“作为一个进程”的一体化也面临停滞的风险。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欧洲一体化给成员国所带来收益的边际递减效应逐渐显现，相反，围绕“谁得到、谁失去”和如何进行内部利益分配的斗争越来越激烈。由于欧洲的一体化以经济领域为主，政治一体化建设相对滞后，成员国之间在地区经济发展顺利尚能得以维持合作，在经济遭遇困境时就会遇到障碍。欧洲经济的不景气推动了疑欧主义(Euroscepticism)的兴起，由此引发的欧洲认同危机，可能会成为长期阻碍欧洲一体化继续深化的因素。一家英国民意调查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高达49%的英国民众赞成本国脱离欧盟；作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德国，也有25%的民众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离开欧盟，支持继续留在欧盟的比例只有57%；两个国家对欧盟前景持悲观态度民众的比例分别达到65%和54%。(13)二战后西欧走向联合，从根本上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欧洲的困境则使维系欧盟和欧元区的“政治黏合剂”(political glue)面临着消解的危险。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普遍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激进政治势力也有所上升，地区内部政府与政府、政府与民众、民族与民族之间冲突的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处于困境中的欧盟更多地成为一个成员国之间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讨价还价的平台，而不是危机救援的中枢神经；为了赢得选票，各国领导人在欧盟峰会上纷纷以本国利益捍卫者的面目出现，退让和妥协变得更为困难。
综上所述，从理论和历史经验看，欧洲一体化存在停滞和倒退的可能；而从现实情景看，这种理论上的低谷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对欧盟而言，债务危机本身并不可怕。任何经济危机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在欧盟一系列应对举措的作用下，债务危机本身“最危险的时刻已成往事”，(14)“悲观主义者最明显的错误在于，他们低估了欧洲各国领导人保持局势稳定的政治意愿”。(15)主权债务危机的危险之处，一方面在于它暴露了欧元区本身存在的制度缺陷，因而并非简单地实现有关国家的债务平衡就意味着危机得到解决；只有通过继续深化一体化实现财政联盟，才是消除危机发生根源的治本之策。欧洲货币联盟内部政治经济博弈的复杂性和尖锐化，决定了财政联盟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因而欧元区制度缺陷的纠正更可能是一种“病去如抽丝”的过程。主权债务危机另一方面的危险，在于它凸显了冷战后欧盟全面一体化进程中累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而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甚至远比应对债务危机本身更为艰难和漫长。
在以往欧洲联合经历的历次危机中，20世纪70年代欧共体在“石油冲击”下陷入经济危机、患上“欧洲硬化症”，进而导致一体化进程停滞十年的例子与本次危机最为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次危机甚至更为严重。欧洲一体化的道路正在变窄，其面临的困难绝非简单的财政赤字，而是多重困境重叠的深刻危机。不过，前文中提到的查尔斯·库普乾提到的“欧盟消亡论”仍然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设。面对新兴国家的崛起和自身的相对衰落以及地区性问题的增多，欧洲国家通过推动一体化“抱团取暖”、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并实现地区事务治理，仍然是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因而，防止欧盟和欧元区的崩溃，仍是各成员国特别是核心国家的政治底线。仍在持续的主权债务危机是欧盟亟须应对的挑战，但远非问题的全部。欧盟需要通过内部调整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病症，这一目标的实现将帮助欧盟延续历史上的“危机—超越”模式，使一体化继续深化。历史经验还表明，欧盟及其前身有着较强的危机调整能力。危机在造成成员国之间政治凝聚力下降和冲突加剧的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凸显了团结的紧迫性和改革的必要性，因而也孕育着推动欧盟制度变革的机遇；当然，如果问题继续累积、长期无法得到解决，欧盟无论是作为一个地区机构还是在世界上作为一个整体，都将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
反思欧洲一体化：问题与方向
“帝国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经典命题。当处于国际体系金字塔顶端的国家将权力的触角延伸过宽、运用过度时，帝国往往难以避免衰落的命运；欧盟当前的困境从一定程度而言也是过度扩张的结果。“深化”和“扩展”一直被视为欧洲一体化的“两个轮子”，但后冷战时代这两个轮子并没有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过度扩展的同时缺乏有效的整合与深化，这是造成欧盟当前困境的重要根源。当然，这里的整合与深化并非仅仅指一体化机构向超国家方向的简单迈进，还包括在制度框架内克服欧盟成员之间存在的异质性，使其运转更为协调、有效。
冷战结束以来，欧盟采取“一刀切”方式处理成员之间巨大异质性的办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很多经济学家就指出酝酿中的欧洲货币联盟可能带来巨大危险，因为“它采用‘一刀切’的货币政策去处理全区域千差万别的情况”，“采用这样一个政策就像使用一个恒温器同时调节里斯本和赫尔辛基的温度”。(16)以主权债务危机前后欧盟的财政政策为例，2008年，为应对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冲击，欧盟先是推出了2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成员国不顾自身实际财政状况，纷纷推出相应计划，通过扩大赤字抵御经济衰退的风险，为后来的债务危机种下隐患；欧债危机发生后，欧盟的政策又完全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刀切”地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在希腊等国家内部激起强烈反弹，导致其政府倒台并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
与帝国过度扩张时可以通过权力收缩减缓崩溃风险或摆脱困境不同，扩大的欧盟并没有回缩的余地；由于成员国退出欧盟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欧盟只能通过内部消化的方式解决成员之间巨大异质性带来的问题。历史上，当西部州并入美国、苏格兰和威尔士融入英格兰时，美国和英国也曾遇到如何处理异质性的问题。由于当时统一的主权国家已经形成，异质性带来的问题随着自然的融合并没有引发严重问题。由于欧盟远非一个主权国家，成员国之间异质性带来的问题，需要通过更长的时间解决，短期内试图通过“一刀切”的政策强化欧盟的地位，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事倍功半。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其中南北欧之间的分化尤为明显；在参与排名的全球144个经济体中，欧盟27国的竞争力排名分散在第3位到96位之间的广大区域。(17)如何在统一的欧盟机构中处理这种扩大的差异性和不平衡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处理一体化框架中成员之间的异质性问题，并不意味着彻底消除其中的差异性。(18)以往人们对一体化的认识往往强调通过消除差异性求得同质性。当前欧盟的困境，从某种程度上看即是这种认识指导下实践的结果。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为此，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了“差异化的一体化”(differentiated integration)的概念，并在欧债危机发生后受到广泛关注。(19)“差异化的一体化”意味着地区一体化将更多地是一个求同存异、包容多样性的过程。放弃“一刀切”的政策模式、增强政策的灵活性，进而通过长期的融合增强同质性，是欧盟走出自身困境的根本出路。
“差异化的一体化”虽然在近年来才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热点，但其基本理念实际上早已存在，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就曾经阐述过类似的理念。勃兰特一方面是地区一体化的坚决维护者，提出了“建成一个无边界痛苦的欧洲”，并宣称“为欧洲联合工作，减少主权，并且让欧洲共同体伙伴之间的边界改变为行政区域”。但另一方面又主张“在利益上的联合并不意味着人们一定要服从于布鲁塞尔那个匿名的指挥中心……个别国家要充当霸主是吃不开的，同样也不允许大国主宰一切。欧洲的前途不在于搞清一色，而在于发扬各民族精华的多样性。我所理解的欧洲共同体是集中各民族多样化的联盟。‘从利益的联盟走向信任的联盟，这正是我们向前应该走的道路’”。(20)这一看似矛盾的主张，实际上是要实现政治联盟与其他联盟的渐进和匹配发展，反对大国和超国家机构完全主宰欧洲一体化进程，循序渐进地发展一个内部均衡、协调、包容的共同体，且不能忽视或泯灭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冷战时代客观上促进欧盟“搞清一色”的两大“政治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德国自身和“布鲁塞尔那个匿名的指挥中心”共同推动的结果。
地区一体化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建立一个地区主权国家，地区事务的有效治理是其过程中产生的新功能，并因而大大增加了一体化本身的国际政治价值。迄今为止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但其本质上却是一种政治进程地区主义，强调的是通过成员国的联合化解地区内部冲突，并取得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一体化作为这一目的的实现，其过程中产生地区治理功能是附带性的，但随着地区化进程的深化，后者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突出，这就对一体化组织本身提出新的要求。由单一的地区政治经济组织发展为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复合体，将有助于欧盟治理能力和合法性的提升。从发展地区主义转向更多的地区治理，而不是盲目地追求一体化程度的跃升，通过对地区事务的有效管控获得地区国家和民众的认同赢得合法性，而不是急于用一体化的新成就来证明既有成就的合法性，是使欧洲一体化摆脱“更多是一种进程而不是一项事业”弊病的适当选择。当然，欧盟在地区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只是在冷战后20余年历程中，其对内部治理的关注，常会让位于欧盟疆域扩张和一体化层次的提升而已。面临自身的深刻困境，欧盟需要从注重外延式的扩展转而更加关注内涵式的调整与发展。
欧洲一体化正在进入自起步以来的一个大低谷，但其更长远的走向仍然具有不确定性；欧盟累积的问题已经太多，以至于任何一个欧洲政治家和欧洲问题研究者都不可能开出一张包治百病的药方。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欧盟崩溃(尽管目前仍然远非一个现实的问题)不仅对其成员国而且对世界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2012年10月，诺贝尔奖委员会将年度和平奖授予欧盟，以表彰其在地区和平与和解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时的欧洲恰恰处于一个二战以来少有的动荡不安时期。不过，当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将时间延伸至“六十年来”、将获奖主体扩展至“欧盟及其先驱者”的时候，只是在陈述一个史实或事实。欧盟率先提出了成为一支“规范性力量”的目标，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张实施全球治理的最积极倡导者，不仅促进了本地区的和平与治理，也已经成为促使国际社会有序发展的建设性力量。如果欧盟走向崩溃，欧洲再度“巴尔干化”，将不仅是欧洲主权国家的悲剧，也可能成为世界的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不仅关系到欧洲自身的命运，也关乎未来国际政治的面貌。
注释：
①［美］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第158页。
②Charles Kupchan，“As nationalism rises，will the European Union fall？”The Washington Post，August 28，2010.
③卜永光、庞中英：“从主权债务危机看欧元区制度的缺陷与变革”，《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9期。
④［美］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袁胜育、王蕴秀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1页。
⑤Philippe C.Schmitter，A Revised Theor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4，No.4， 1970，p.840.
⑥(20)［德］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张连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07、320、322页。
⑦［法］雅克·德洛尔：《一个必要的联盟》，参见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⑧⑩［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同路人：施密特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20、222页。
⑨参见［美］斯坦利·霍夫曼：《法国：一个世纪，两大忧患》，载［美］罗伯特·帕斯特主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第91页。
(11)Ulla Holm，“The Old France，the New Europe and a Multipolar World”，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5：3，469-491.
(12)［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13)“Brit and German opinion on the EU”，http：//yougov.co.uk/news/2012/11/08/britand-german-opinion-eu.
(14)江时学：“在布鲁塞尔看欧洲债务危机：最危险的时刻已成往事”，《证券日报》，2013年2月18日。
(15)“唱衰欧元者错在哪里？”，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975。
(16)［美］约翰·吉林汉姆：《设计新欧洲》，王远河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17)The Worl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2-2013”，September 6，2012，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2-2013.
(18)差异性和异质性并非同一概念。差异性过大可能导致异质性，但增强同质性并不意味着要消除差异性。通过考察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融合过程，有助于理解这对矛盾的概念。比如，被称为“民族熔炉”的美国，在建立联邦国家前后，构建了一种“美利坚民族”的集体身份，成功克服了移民国家各种族、民族差异性过大带来的异质性问题，成为联邦稳定的重要基础，但却始终并未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中华民族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融合过程也与此类似。因而，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地区共同体中，解决差异性过大带来异质性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消除差异性本身，而在于新的集体身份能否得以成功塑造。
(19)关于这一概念可参见Alkuin Kollikerab，“Bringing together or driving apart the union？Towards a theory of differentiated integration”，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4，Issue 4，2001，p.125-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