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因为是老同学，少了许多客套，娄仲峰叫下属给每位客人沏了一杯茶，就直接进入话题。
卢子欣叫老婆把合同、学校的竞聘文件都交到娄仲峰手上，说“娄仲峰，事情是这样，这是个我与学校签订的聘任合同，时间还只刚过一年，你看看，是不是双方还有法律的约束力？”
娄仲峰一页一页地看下去，看到某一条款，停下来，用手指在条款上顿了三下，说：“老卢，你最近没有犯大错大罪，被取消教师资格吧？”卢子欣说，“没有啊，怎么可能呢。”娄仲峰笑起来，说，“看你这个人，也还健康，没有寿终正寝，还好好地坐在我的面前。可见，合同的这一条，明确地写明，你与学校签订的是终身服务合同，有效期直到你退休。”陈淑君睁大眼睛看着娄仲峰，对他的话，似乎不是很明白，娄仲峰就补充说：“你家老公，只要不遇突发事故——这突发事故主要指两点，一是他在合同有效期内，犯错犯罪，被开除了教职，这合同自动失效；二是在合同有效期内，老卢突然丧失了工作能力，说白了，就是意外死亡，合同失效。现在，两点都没问题，合同当然有效。”
陈淑君说，“那么可以这样说，如果对方单方面地撕毁合同，我们与它打官司，一定不会输了？”
娄仲峰说；“如果现在的法律还存在，法律仍是我们的行为准则，那么可以说，是的，没有输的理由。”
卢子欣沉思了一刻，说：“仲峰，如果有一天，我有需要，你可以为我代理，提起诉讼吗？”
娄仲峰看着卢子欣的脸，“你把话说明白点。”
卢子欣把自己最近的遭遇说了一遍，末了问：“我为这件事起诉，合情合理合法，有胜诉的可能吧？”
娄仲峰说，“单从法的角度去梳理，你手中有这样一个合同，情理法都在你这边。但你的事，不仅仅是合同纠纷，与当前的教育改革联系在一起，问题就复杂多了。”
卢子欣说，“你给句实话，这个案件，你能不能接？”娄仲峰迟疑了一会，说，“我可以给你提建议，提供案件投诉的注意要点、关键点，诉讼状的书写方法，等等，尽我所能帮助你，但我不能做你的代理人。如果你真的要提起诉讼，我可以推荐好的律师。”卢子欣不明白，问：“为什么不是你本人，而要推荐别人来代理？”娄仲峰苦笑一声说，“老卢，不是我推托，是我有不便。你的案件不只是与学校对簿公堂，还牵涉到县教育局、县政府——你刚才不是说，这次教育改革，是县政府牵头的吗？因此，我不能为你打官司，我是县政府的法律顾问，不好意思，老卢。”
卢子欣一时无语，不知如何说话。娄仲峰又开口说：“你这个是典型的劳动纠纷，不忙于直接打官司，可以先提交仲裁部门仲裁。”
白恒插问了一句，“我如果觉得在本地仲裁或诉讼不合适，可以到上一级法院提出诉讼吗？”
娄仲峰说，“那不可以的，根据现有的法律程序，是不允许越级起诉的。”
陈淑君听了，很丧气，声音大了起来，“在本地县里仲裁有什么意义？现在多的是权大于法的实例，仲裁部门不可能帮我家老卢而不帮县政府说话。”
白恒站了起来，说：“我懂了，谢谢娄律师的指点。老卢，我们走吧。”
卢子欣咕哝了一句，“看来，我的事有没希望了。”白恒说，“不要这样说丧气话，公正、公平、正义毕竟在这个社会还存在着，我们回去再说。”
已经是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廖海超下班回来，见老师家没人，就打电话给卢子欣，得知他们正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就说，“晚饭就在你家楼下的快餐店吃点算了，我在店里等你们。”
今天的晚餐，卢子欣夫妇好没心绪，连叽叽喳喳像麻雀的陈淑君，也沉默着。白恒和海超都力图将空气搞活跃一些，但得不到他们夫妇的响应，双簧演成单簧，双口相声，变成了单口相声，那往常聚会常有的热闹，多少受到了影响，尽管海超还搞了点小酒，但碰起杯来，没有热气，酒喝进嘴里，就少了浓郁的香味。
白恒一边向卢子欣劝酒，一边，鼓劲说：“老卢，不要像打败官兵似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你可不能先躺倒下来哦。”
卢子欣说，“老白，我真的想自认晦气了，在中国，要纠正一件错事，是万分困难的。”
海超说，“卢老师，我们现在不仅仅是争对错，而在争口气，争做人的尊严，正常的调动，即使调到城外，调到山区学校，都可以理解，像你这样，不要说你本人，就是师娘，你的亲朋好友，都觉得太憋屈。”
白恒说，“对，就是这个理，你争了，让人知道，你自己首先不承认这个屈辱的结果，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也算对得起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的人格尊严。”
陈淑君更是全力赞同他俩的话，“这一定要争，不争，还算个人？今后在世上，头也伸不出去了。那个马松来校长承认合同有效，说明他内心也是虚的，我得他的弱点，与他斗一斗。”
白恒说，“既然理在你一边，我们就要有理又有节地向校方施加点压力。”
陈淑君说，“对，我会天天去吵，不让他安宁。”
海超说，“只是吵，也不是办法，效果未必会好。刚才白老师说的，即使争，也要‘有理又有节’，这很重要，我们要让他们领导明白，我们也支持改革，但任何改革，总有欠缺的地方，需要完善，不能让真正优秀者，在改革中落泪，想这次民主投票的权重比例上，不够合理，因此，优秀如卢老师这样的老师落聘，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我们的诉求，一定要有重点，你们说，是不是？”
白恒说，“海超说得很中肯，我们不但要讲究策略，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争，而且要抓紧求得解决，否则，时间一久，唯存的合同这个有利因素，他们也总能找出应对你的说辞。要是能借助外力，比如，有媒体介入相帮，事情就好办多了。”
海超说，“卢老师，听你说起过，说有学生在省报当记者，叫他来帮忙，可能会有效果。你与他们还有联系吗？”
卢子欣说，“学生倒确实有，是长青中学时的学生，一个在省报做记者，另一个在省电视台做编辑，联系还比较密切。”
白恒说，“那你赶紧与他们联系，如果他能肯来，效果一定立竿见影，县里听说省媒体来采访此事，矢头都吓出了。”
海超说：“不过，你的学生记者不一定肯来，如来，这边县里肯定是大压力，记者这边也有压力，现在正是G20峰会前夕，所有可能影响安定的敏感事，各级各单位，都抓得十分紧，我们不能不想到他们自身的难处。”
对此事，卢子欣似乎充满自信，说，“你们放心，这个事，我如果开口，他们一定会帮的，那记者原来是我班的班长。”
白恒说，“海超的担心，很有道理，这个时候，媒体肯定比别的单位抓得更紧。不过，你可以这样对他们说，他们到我们县里来，不说来采访你遭遇的不公，而是来采访我县的教育改革——不是说，我县竞聘上岗的改革，是全省的试点吗，他们是为改革来唱赞歌，宣传正能量的。”
“只要记者来了，对教育局的压力就存在，就有利于卢老师问题的解决。”海超的话刚说完，卢子欣就拿出电话，与省城的学生通起电话来。
事情似乎很顺利，卢子欣与那个记者学生先联系的，记者学生听了卢子欣的遭遇，很是同情，说这事没问题，为老师排忧解难，他责无旁贷，过些时候，他与省电视台的同学商量一下，确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海超说，“这个事，你不要过于乐观。采访的事，他们不能擅自行动，一定要征得领导同意，才可上路。”
卢子欣说，“那又怎么样？”
海超说，“他们个人的意愿，并不一定能成他们的行动。在这个敏感时期，领导可能不会同意他们前来冒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这个险。看明天，如果你的学生主动打电话给你，告诉你成行的具体日期，那大事成了，如果再没音讯，那可以肯定，事情黄了。”
陈淑君说，“我看，还是直接去省里上访好了，这样更快，说不定效果更好。”
白恒点头说，“上访也是一条路，但同同媒体更好更爽，可以通过别人的手，解决自己的事。”海超说：“对，我们还是等一下，看看卢老师的学生明天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