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年多没见着萍姨了。
萍姨是我们邻居的老太太，算起年岁来，比我奶奶还长两岁呢，可论起辈份来，我只叫她大妈。但我习惯叫她萍姨，她却不以为忤，笑呵呵地向我说道：“叫萍姨好，为显得我比别人年轻些。”
我们村不论男女老幼，都呼她为萍姨。至于她为什么叫萍姨，也无人去探究，据说自嫁过来就这么叫的。因此这名字的来由便成了悬而未决的谜，问萍姨呢，她也不清楚。
今年暑假我回了家。第二天就起个大早，想到田里转转。我踏着湿湿的田垄向前走去，忽而听见麦穗悉悉嗦嗦的响动，定睛一看，萍姨正在那里割麦子。右手秉着镰刀，猫起腰，俯下身去，先割倒一大片，复用右手将它们整齐，结了腰把〔用麦子拧成的捆麦子的东西，先将一小束麦分作两股，交插后在离穗头不远处绕一个结，将麦子放在上面再捆起来。〕，用右手拽住这头，拉过来垫在膝下，再将那头用右手拽住，与这头交插后绕一圈，然后再将两头交换了绕。如此三四次，便结好捆，将捆子立起来。
整个动作很缓慢，显然力不存心的样子。
等到割成一个捆子了，她便站起来伸伸懒腰。恰巧碰见我在注视她。她先是一惊，既而微笑了说道：“啊，金哥，你回来了么，书念得怎么样？”
“还可以。萍姨，这么早……你……”
“早是早了点，可家里没人啊。老头子又……二毛又不在。”
我默然不应声。
端详一下萍姨，额上的皱壑日益深了，眼窝也深陷下去，面色癯瘦黧黑，白发凌乱，左手耷拉着，右手干瘦，只剩一层皮。
“唉，”我长叹一声，想起她的身世来。
常听奶奶说，小时候的萍姨，命运也很凄惨。那时土匪横行，他们抢财杀人，无恶不作。萍姨在逃难中挨了一枪，幸而没死，躲过一劫，而她的家人，却全都遭了祸。
我们不信，去问萍姨，萍姨说这是真的，并把胸部的伤疤指给我们：“喏，你们看。”
“我小时候，真见过土匪杀人哩。那时他们骑着马，我亲眼看见一个土匪将一个女的砍死，另一个呢，把一个小孩挑在矛子上。而我的父母和弟弟，也……”我们听了觉得可怕，而她总是潸然泣下两行泪来。
“后来又怎样了呢？”我虽悚然，却禁不住好奇要问。
“后来？后来我没死……你们知道我们住哪儿吗？就在城墙根下，那时天上下大雪，锅就支在露天里，很多人挤在一处，旁边不远处就拉屎尿尿……”
我们听完就恶心地跑开了，于是不再回来。
五八年的时候，萍姨差点饿死，但终究命大，居然挺过来。她四十岁才得一子，父妻俩为此高兴了好些时，待到儿子长大娶了媳妇，情况又有改变。
二毛的媳妇名叫春香，是个“正经”的女子，平时总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人虽长得寒碜，却很是泼辣，倘若和别人吵嘴，她没有不凯旋而归的。有些话说得太难听，连邻居们都只摇头。
这春香有一样好处，也算是一桩本事，曾经因此，被人押着游街一回，原因是她偷了一袋面粉。那年我家办喜事，人手不够，就邀了她来。结果到最后少了十只碗。这丢碗也是小事，我们只好相视一笑，彼此心照不宣。
不知什么缘故，春香和二毛闹起来。春香依旧是破口大骂，不仅骂，而且还说：“家里养了这两个闲吃饭干什么？又干不了活，你明天把他们处置了，不然的话……”“不然又能怎样？你给我滚出这个家……”不一会儿传来乒乓的声响，听见女人在嚎啕。
没过几天，春香走了，只留下两岁的儿子。
自打春香走后，二毛是天天酗酒，烟也抽得凶起来，而且出门的这几年没挣回一个铜子儿。叔叔说：“就那样天天进赌场，挣多少也不够。而他又不听劝。”
不久后，萍姨的丈夫瘫痪，家中就更少了帮手。萍姨既要照顾老伴，又要照顾孙子，而且也忙田里的事。她忙里忙外，终于支撑不住，病倒了。
萍姨病了之后，二毛寄回二百块钱来，由我负责送到家里。
萍姨的家只有一座旧房，看去光景已很长了，墙壁是一尺多厚的土墙，椽子很旧很黑，屋瓦已破损残缺。四面都是缝罅，右侧的墙身不稳，用粗白杨躯干吊上大石头顶着。进去里面，里面别无他物，只一张又破又旧的方桌。靠南墙的地方是一土炕，床单棉被也很脏很腻……
萍姨躺在炕上，右侧睡着她的丈夫，小孙子不在，大概出外玩耍去了。我寒暄几句，把钱递给萍姨，便转身走了。我看见萍姨的眼角湿了。
前年，萍姨的左臂也瘫痪了，唉。
我回了家来，跟父亲说见着了萍姨，他便慨叹道：“五八年饿死人的那回，我快不行了，幸而是萍姨，给了些玉米糊糊，我才捡了一条命。而她，差点被饿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