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在巴黎，当局加剧了对那些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的迫害。９月７日，对尚松的审判将要开始。尚松的律师希望萨特出庭作证。但萨特还有一些事情要干，不能马上赶回。他原想写封信寄去自己的证词，但时间来不及了。于是他给郎兹曼和佩朱打了电话，说明自己证词的要点，授权他们写一个证词，以他的名义出庭作证。电话里声音不清晰，两边费了好大的劲才搞清楚对方的意思。萨特回去后见到证词，觉得完全符合自己的意思。
在证词中，萨特明确表示，他同尚松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是一致的，他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支持尚松的地下活动。
萨特的证词被认为是向政府的挑战，法国报刊对他的攻击更加激烈。当局开始对签名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违抗命令的宣言”（简称“１２１人宣言”，因为有１２１人在上面签名）的许多人进行调查。９月８日，《巴黎新闻》头版刊登大字标题：“让─保尔·萨特等一百多人可能被判刑５年”。法国大使馆人员在里约热内卢到处散布消息：萨特一回到巴黎就会被逮捕。
萨特和波伏瓦去亚马逊河流域旅行。本来萨特不想去那里，但波伏瓦听别人介绍，对它深感兴趣，于是他们乘机飞到贝伦。亚马逊河口有２００哩宽，中间的岛屿面积比瑞士还大。
一天他们正在酒吧，一个记者走过来，他自我介绍说：“我就是那个最先报道……你的死讯的记者！”萨特记起了几年前的那段笑话。那时这位记者先生在一个酒会上喝得大醉，突发奇想，给他的报社发去一封电报：“萨特刚刚在贝伦郊外发生的一起车祸中丧生。”
远在巴黎的一位记者看到这家报纸刊登的报道，赶紧跑到波拿巴街萨特的住处。他向萨特的母亲打听萨特在不在巴西。
“不在，当然不在，他就在这里，”萨特母亲疑惑不解地答道。
“但是，有一个报道说他在巴西出车祸了……”记者小心翼翼地说。
芒西夫人听罢差点昏了过去。她赶紧打开萨特房间的门，萨特正好好地坐着。 这位巴西记者因这个荒谬的事件而名誉扫地。这次他对萨特说：“可别在飞机上出什么事，丢了性命。这一次，如果……谁都不会相信我了。”
萨特听了哭笑不得。他说：“那我这次就死它一回，让你真正如愿以偿吧！” 在这里，他们没有见到想见的奇遇，而居住条件十分恶劣，他们回到累西腓。克里斯蒂娜来迎接他们，他们都为能再次见到她而高兴。她充满青春的活力，言谈举止诙谐风趣，仿佛是巴西的象征。当夜，由于路途劳累，波伏瓦发了高烧，医生诊断是伤寒，她在医院度过难熬的十多天。
这期间郎兹曼来信告诉他们巴黎的情况：对尚松的审判已经结束；对“１２１人”的控告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宣言上签名的人不允许在电视和广播上露面，连他们的名字也不许在任何节目里提及；包括《现代》在内的多家杂志被搜查，还有人被捕，《现代》１０月号被没收。
右派鼓动的五千名退伍老兵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高呼“杀死萨特！”郎兹曼代表所有的朋友要求他们不要回来；要回的话，先到巴塞罗那，他们会到那里向萨特和波伏瓦通报情况。
在巴塞罗那，博斯特和普隆向他们介绍了这两个月来法国事态的发展。郎兹曼这时已被拘留，他带口信要他们不坐飞机，而坐小汽车回巴黎。如果坐飞机，人们会在机场自发举行壮观的欢迎仪式，争斗不可避免，萨特不得不回答记者的问题，警方也就可以当场拘捕他。
萨特和波伏瓦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过境时，博斯特拿出４张护照交给警察。他们估计会受到警察的粗暴对待，没想到对方还挺客气。过了一会儿，警官来了，他带着歉意说，他受命在他们过境时报告巴黎。他让部下为他们买来报纸，还送了他们几盒香烟。临走时，这位警官还请萨特在客人留言簿上签名。他劝萨特一到巴黎就与警方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