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巴黎，萨特和波伏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一位律师，准备接受官方的指控。但巴黎警方也相当客气。他们主动来到波伏瓦的公寓，对萨特和波伏瓦作口头审查。其中年轻的一位由于紧张，动作僵硬，打印供词时手被拉开了一道口子，鲜血流淌在打字键盘上。负责的警官为他们起草了供词，还作了推敲润色。最后，他安慰萨特和波伏瓦说：“请放心，你们得到的指控会是恰如其分的！”
在受审的那一天，他们得到通知说，主审官病了，审判时间推迟。新的日期到了，时间再次推迟。这次理由更荒谬：他们的档案还在检查官那里。以后干脆通知他们，不再对他们起诉了。
当局权衡了一下，觉得冒险审判一位著名作家，似乎有些得不偿失；另外他们还想用这种手段来分裂“１２１人”。深谙政治谋略的戴高乐说：“那些知识分子，他们爱怎么搞就让他们怎么搞。……我们不要去抓伏尔泰！”
为了揭穿当局的花招，萨特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大约有３０名法国和外国记者聚集在波伏瓦的公寓，萨特向他们说明了自己在“１２１人宣言”中所起的作用，并阐述了对形势的看法，号召人们在未来的全民公决中投反对票。
波伏瓦的第二部回忆录《年富力强》出版了，它获得比《规矩淑女》更大的成功。在出版社人们告诉她，书还没有出版，订数就已经有３万。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一本书。
波伏瓦自己的感觉是，那些喜欢第一部回忆录的读者，她同他们只有一种模棱两可的的关系，彼此不一定真正理解。而这些喜欢《年富力强》的人们，确实同她心心相印。
有些评论者认为，读了这部回忆录后，人们对萨特少了一些尊崇，而多了一些亲切感，他变得可爱起来。波伏瓦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萨特从不希望人们把他当成偶像，他本来就是个平平常常的人。
现在萨特和波伏瓦很少出门。即使在饭馆吃饭，他们也常常感受到许多顾客的敌意。这些人把萨特当成民族的叛徒、国家的公敌。一到晚上，他俩就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吃几片火腿，聊聊天，听听唱片。
这期间波伏瓦参加了几个活动。塞特大学的学生邀请波伏瓦和另两个人在大厅作演讲。门厅挂着标语“为阿尔及利亚的和平投反对票”和一些揭露法国人暴行的照片。听演讲的学生多为左翼，他们对波伏瓦报以热烈的掌声，把她当成“１２１人”的代表。
以后她又受比利时学生的邀请，去布鲁塞尔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知识分子与政府”，涉及阿尔及利亚问题。她还在蒙斯市大厦作了内容相同的演讲。在招待会上，许多人表示了对她的作品的喜爱。有些人说：”我不同意你的政治见解，但我太喜欢你的书了！’
与此同时，萨特去米兰领奥莫尼亚奖。意大利人把这个奖给他，是因为他为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所做的贡献。正因为如此，尽管萨特对一切荣誉、授奖仪式之类的东西都抱厌恶的态度，他还是去领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