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他也成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座高峰，是继徐志摩之后，中国新诗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歌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大师魏尔伦、德波茉尔的影响，哀婉淒凉，意象悠远，在中国诗坛独树一帜。下面励志故事网小编为大家整理了戴望舒背后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一、伤痕与才气
戴望舒出身于美丽的杭州城一个职员的家庭。父亲戴立诚早先在北戴河当铁路职工，后回到杭州，在市政府财政局任职，最后又转任银行职员。母亲卓文出身书香门第，戴望舒是听着母亲的童谣和《水浒传》、《西游记》、《白蛇传》、《聊斋志异》等故事长大的，母亲是他的文学启蒙老师。戴望舒天资聪慧，好学上进，三四岁便开始大量阅读中外童话、故事，并对这些童话和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童年的戴望舒是幸福的，父母对这个家中唯一的儿子宠爱有加，姐姐对他也是关怀备至（姐姐叫戴瑛，是个活泼开朗的女性，曾与茅盾的妻弟孔令镜同居）。戴望舒的童年本应是阳光灿烂的，可惜，他幼年时不幸患上天花（究竟哪一年患此病，关戴望舒的多本传记及相关资料，都没有具体说明），虽经及时治疗和精心护理，然而那时候的医疗水平有限，最终在他脸上留下了瘢痕，致使容貌被毁。这一打击对戴望舒来说是终身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从容貌被毁的那一天起，戴望舒便遭受了来自伙伴、同学、朋友有意无意的嘲笑、挖苦，也因此让他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永远无法消散的阴影，让他时刻处于自卑和少言寡语的状态。成年后的戴望舒一米八几的个子，诗名远扬，风流倜傥，却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也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有时说话都有点打结。皆因容貌被毁带来的心灵创伤。据说，成年后的戴望舒多次质问母亲为什么没有将他的病治好。据刘保昌先生《戴望舒传》记载：1931年12月，戴望舒的中学同学张天翼在《北斗》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猪肠子的悲哀》的小说。小说素材之一就是戴望舒的生理缺陷。纪弦是比戴望舒晚一辈的诗人，他在纪念戴望舒逝世4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新雅’是上海一家有名的粤菜馆，……记得有一次……我们吃了满桌子的东西。结账时，望舒说：‘今天我没带钱。谁个子最高谁付账，好不好?’……这当然是指我。……我便说：‘不对。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没学过画，都听不懂，就问什么叫做’装饰趣味’。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哄堂大笑……”这些玩笑，让生性敏感的戴望舒十分难堪，却又无可奈何。生理缺陷带来的心理创伤并没有妨碍戴望舒的才气，他学习成绩优异，阅读量大，与同龄人相比，他的知识面要宽广很多。1922年17岁的中学生戴望舒开始文学创作。该年8月小说处女作《债》，发表于《半月》第1卷第23期，接着又有多篇作品在杭州报刊发表。是年9月，戴望舒与张天翼(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施蛰存(著名现代派小说家、文艺理论家)等在杭州成立兰社。年底开始新诗创作。1923年戴望舒中学毕业，秋天与施蛰存进入上海大学，在校学习期间，戴望舒与沈雁冰、田汉等教员关系密切。田汉在课堂上介绍法国象征诗人魏尔伦，戴望舒遂由此萌发对其的终生爱好。两年多时间，戴望舒发表了《势立升长》、《牺牲》等小说、散文和译著20余篇，在浙沪文坛初露锋芒。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上海大学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工人群众。戴望舒也参加了游行。6月4日上海大学被查封，戴望舒在上海大学的学习生活遂告结束。秋天，戴望舒进入震旦大学（复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习，为期一年。同学中有新感觉派小说家刘呐鸥等。在震旦大学期间，他开始阅读波特莱尔、魏尔伦等象征诗人作品。1926年3月他与施蛰存、杜衡（陕西人，著名小说家，后投向国民党）创办《璎珞》旬刊（自3月l7日创刊，到4月7日停刊，共出版4期），期间，戴望舒开始翻译法国象征主义大师魏尔伦等人的诗歌，并大量发表自己的诗歌作品。夏天，特别班结业，因无力筹措赴法留学费用。施蛰存、杜衡进法文特别班，戴望舒读大学法科一年级，准备一年后三人一道赴法留学。年底，与施蛰存、杜衡参加共青团。他们着手书写另外形式的“诗”——革命。1927年1月他与施蛰存、杜衡“跨党”加入国民党，并受一个不知名的上级的指派，参加各种宣传鼓动活动，编印简报、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遂被校方开除。3月与杜衡在法租界被捕，后经保释释放。4月，上海局势紧张，戴望舒回到杭州。3月在上海的这次被捕，对戴望舒高涨的革命热情以沉痛的一击。虽然他们只被关了一晚，可蜷缩在冰冷牢房里那种饥寒交迫与胆颤心惊的处境，让他感受到阳光是如此地温暖，自由是如此地可贵。以后的岁月里，戴望舒虽然一直同情革命并帮助革命的朋友，但却与革命保持一定的距离。戴望舒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日后他在香港被日本人关进监狱之后，表现出了浩然正气。可是，他已经摒弃了激进的革命手段，而将重心重新转到了文学上。戴望舒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在施蛰存的老家松江办起了“文学工场”。他们决心用工人一般的苦心劳力，来从事苦役一般的文学事业，但开工三个月后，戴望舒就对这种枯燥、孤寂的生活有些厌倦了，他决定到北京看看。在北京期间，戴望舒结识了一批日后成为大家的文学青年，沈从文、姚蓬子、胡也频、冯至、罗大冈等，还见到了上海大学的老同学丁玲，通过丁玲和胡也频，他认识了共产党人、革命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戴望舒在北京也没有太多的收获，于是很快便回到了杭州，不过一直与冯雪峰保持通信联系。
二、人生的巅峰
松沪战争结束后，现代书局的老板洪雪凡和张静庐邀请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创办了一份中立刊物《现代》，由施蛰存担任主编。《现代》杂志并非一本同人杂志，但她的个性十分鲜明，着重发表带有探索性质的作品及译介西方名著。在这本杂志上，戴望舒发表了大量翻译及创作作品，创作作品中除了诗歌，还有散文。当时的上海文坛有这样一种说法：使戴望舒成名天下的是他的新诗《雨巷》，成就戴望舒现代诗坛领袖地位的是《现代》杂志。施蛰存在写给戴望舒的一封信中这样说：“……现在所有的大杂志，其中的诗大多是你的徒党，了不得呀！”紧张而又快乐的文学活动让戴望舒找到了爱情，找到了灵感，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在施蛰存老家小阁楼上的“文学工场”，戴望舒恋爱了，他爱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那年，施绛年才18岁，戴望舒也只有22岁。当时的施绛年正在上师范学校，漂亮聪颖，活泼开朗，对于终日忙碌于文学事业的戴望舒来说，施绛年不啻于一缕朝阳，一阵清风，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给予他饱受伤害的内心以无比幸福的慰藉，也让这个喜欢沉浸于幻想中的青年诗人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寄托了太多美好想象。由于天花的原因，戴望舒的童年缺少了温暖和快乐，他迫切需要得到一份全心全意的爱，迫切需要一个可以疗治内心伤痛的港湾，迫切需要一个受到世人羡慕的娇妻。那时候的戴望舒发表了不少小说、诗歌和翻译作品，已经小有名气，然而，戴望舒是个木讷腼腆的人，尤其不善于和异性打交道。戴望舒只有默默地追求这位在他眼里天仙一般的美少女，常常因相思之情得不到释放而痛苦和焦虑，茶饭不思，神情恍惚。施绛年虽然出身于书香门弟，却是个现实主义者。尽管戴望舒名声在外，但既无稳定工作，又无殷实家底，况且还一脸麻子，她无法爱上戴望舒。施蛰存对这位好朋友除了友谊，还有无限期待，他觉得戴望舒是个天才诗人，渴望戴在中国诗坛大放异彩。在戴望舒面临困难和挫折的关键时刻，施蛰存都会努力拉他一把。在施蛰存的撮合下，施绛年答应与戴望舒交往。其实，施绛年那时候已经有了恋人，是一个冰箱推销员，据说冰箱推销员在当时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答应和戴望舒交往之后，施绛年偶尔会帮助他抄抄稿子，陪他聊聊天，散散步。虽然确定了恋爱关系，可是，施绛年却总是与戴望舒若即若离，让诗人无法走进她的的内心，更不用说恋人之间亲昵的举动了。戴望舒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忧愁与伤感之中。于是，戴望舒便开始用诗表达他对施绛年的深情以及对他们感情的不确定性的担忧。在《林下小语》中他对少女不置可否的微笑很不满足，他期待：“不要微笑，亲爱的/啼泣一些是温柔的/啼泣吧，亲爱的，啼泣在我底膝上/在我底胸头，在我底胫边/啼泣不是一个短促的快乐……”在《我的恋人》中，他以为：“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可是，戴望舒的情诗再缠绵悱恻、再美丽动人，施绛年都似乎没有多大感觉。这样的情形让戴望舒无法接受，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爱情，也为了给自己一个自信的理由，戴望舒不得不以自杀相逼。
看到戴望舒如此固执，施绛年害怕了，也心软了，加上家人的劝说，遂于1931年与戴望舒订婚，并公开举行了订婚仪式。不过施绛年向戴望舒提出了结婚的条件：必须要去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家后一份稳定的工作，方能嫁给他。戴望舒愉快地答应了未婚妻的要求。戴望舒一颗长期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在戴望舒第一部诗集《我底记忆》中，大部分为情诗，而写给施绛年的情诗差不多占了整个诗集的三分之一。《我底记忆》的扉页上，印着Ａ Jeanne（给绛年）几个法文大字。而写给施绛年的情诗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那首《雨巷》了（也有人认为此诗并非写给施绛年的）。《雨巷》让戴望舒一鸣惊人，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对象，上海一些有名的报刊纷纷向他约稿，他的诗作成为悬在那个时代上空的一道耀眼的彩虹。1929年4月，戴望舒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雨巷》未收入集子），一时间洛阳纸贵，知名的不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包括无数青年男女都以认识和结交戴望舒为荣。戴望舒一不小心便走上了人生的颠峰，那年，他才23岁。爱情和事业双双丰收，让戴望舒找到了自信，找到了自我价值。他决心大干一场，以更加丰硕的文学成果，向世人证明自己是出类拔萃的天才。
戴望舒无疑具有诗人的天才，他对自己亦抱有很大的期待。据戴望舒的好友、著名翻译家罗大冈回忆，戴望舒第一次来北京时曾经约见过他，他们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畅谈理想和文学，戴望舒的愿望是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说，如果自己能够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要建立一座大书院，让志同道合的文友们在一起搞翻译，搞创作，各尽其才。
三、喜欢看书和买书是文人的共同爱好，戴望舒嗜书如命。喜欢书的文化人，即使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书，光是看一看，摸一摸，也会感到其乐无穷。戴望舒最喜欢逛塞纳河左岸的书摊，他说：“就是摩挲观赏一回空手而返，私心也是很满足的，况且薄暮的塞纳河又是这样的窈窕多姿！”戴望舒留学法国期间，虽然衣食无着，人在异乡，但只要手上有钱，总会量力而行，日积月累，竟然买了不少书. 望采纳。
四、战争的硝烟蔓延到了香港之后，戴望舒作为一个抗日爱国人士，被捕入狱，在狱中经历了老虎凳辣椒水的酷刑。戴望舒在好友的营救下出狱，但是此时一身病，为了养病他住在叶灵凤家，在休养期间，认识了做印务员的杨静，这是戴望舒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戴望舒和杨静之间的年龄相差20岁，杨静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人，她喜欢上了戴望舒，不管自己才16岁的幼小年纪和父母的强力反对，两人冲破层层阻力结婚了。新婚初期，戴望舒和杨静的感情还是很稳定的，这个小巧的江南女子给了戴望舒生命中的另一种灵动。但是杨静毕竟年轻，她是一个任性好动的女子，但是戴望舒已经不是激情四射的年轻人了，他更希望有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就像林泉居一样。婚前的缺乏了解还是让戴望舒个杨静产生了裂痕。杨静是一个不能共患难的人，当时在香港的戴望舒写诗做编辑，有着不菲的收入，家中丰衣足食，有房有车，这给了杨静很大的满足。两个女儿相继出世，两人却总是因为琐事吵架。1946年，杨静和戴望舒回了上海，这时候戴望舒的收入急剧下降，戴望舒在狱中落下的病情加重，他宁死不屈的名节还被别人误会。这个时候杨静不仅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和义务，她居然红杏出墙，和一个年轻男子混迹在一起。杨静最终绝情而去，两人离婚，两个女儿一人一个。戴望舒，汉族，又叫海山，生于1905，死于1950，卒45岁，生日11月15日。浙江杭州人，名承，又有笔名，信芳，思江等。他是近代诗人，象征主义代表家。戴望舒是职业诗人，也是著名的翻译家。毕业于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戴望舒一生发表诗文无数，与鸳鸯蝴蝶派结下不解之缘，因为在刊物上刊登了《债》、《卖艺童子》、《母爱》三篇小说，结实了杜衡、张天翼等意气相投，几人年轻气盛，风华正茂，希望成立一个以文会友的圣地，那就是后来的《兰友》三月刊，这个文学小团体就是“兰社”。戴望舒的代表作有《雨巷》《我的记忆》等。戴望舒从小就喜欢古典文化，他入学开始便喜欢阅读古典说部和中外童话故事，1919年考入宗文中学。1923年考到了上海大学，主修中文。他的老师是著名文学家田汉，在田汉的教导下参加革命斗争。但是随着战争的来临，上海大学被封之后，他转到了复旦大学学习法语。1927年发表《雨巷》，这一年，他和施蛰存、杜衡、冯雪峰等人创办了《文学工厂》并在1932年担任《现代》杂志编辑一职。戴望舒曾经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读书。但是由于戴望舒在中法大学学习期间，经常不交作业，不按时上课，年终考试缺席，校方查问之后才知道他跑到了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游行，后来被西班牙警方逮捕移交法国警方，法国警方通知中法大学，当即被开除学籍，回国之后继续从事杂志月刊编辑。1950年戴望舒因为治疗哮喘病增大药剂，死于北京。戴望舒死的时候才四十五岁，社会的动荡和感情的波折让这个诗人的一生都在风雨飘摇。他是一个爱国主义战士，戴望舒被日本人抓住之后，日本人为了能够从他口里得到有用信息，对他是严刑拷打，让他患上很严重的哮喘病，那么戴望舒是怎么死的呢？是否是由于哮喘病发作呢？1949年初，战争到了最后时期，戴望舒人在香港，总是听到人民解放军即将胜利的消息。由于他曾经蒙受了侵日的不白之冤，他决定回到北方，洗清自己的嫌疑。当时好友卞之琳也由英国返回国内，在香港下机，戴望舒知道之后，约他一起回北京，当时香港的朋友担心他的安全，劝他不要去，但是戴望舒说：“我思念故土的心一刻都没法停留，我要回到北方，死的时候也能光荣一点。”于是友人不再相劝，戴望舒拖着病体和卞之琳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没多久的戴望舒便死了，那么戴望舒是怎么死的呢？回到北京之后戴望舒，因为他诗人的名气和才华，他被安排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工作，主要干的也是戴望舒对口的法文翻译。能够获得这个工作，戴望舒很是欣慰，他决定改变以前的生活和写作方式。但是生活出现转机，身体却每况愈下。北方寒冷的天气让他的哮喘越发严重，上个楼梯都要不断地喘气。他的医生建议他做手术，他也听从了，但是并未见好转。由于手中忙着《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工作，他提前出院，自己给自己注射麻黄素。为了能够早日好转，他加大了剂量，1950年2月28日上午，戴望舒因药物中毒离开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