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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期，企业在中国萌芽。
此时的西方，大企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格局初见端倪。一方面，企业本身规模与权力大肆扩张，成为足以与西方“小政府”相抗衡的社会部门，它通过盘剥、垄断等手段追逐利益，开始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资本家不再是日常的管理者，而以短期绩效表现来赢得回报的经理人很可能忽视企业的长期盈利和持续成长。
与此同时，慈善事业则在一群具有一定社会理想的既得利益团体推动下，逐渐在政府与企业权责之外，或是两者失责的真空地带，确立其社会地位，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这些既得利益团体除了贵族以外，大多是崛起的企业家。
从20世纪初期的劳工问题、人权问题，到后来的环保主义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再到绿色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变革，每一个历经百年的“伟大”企业都曾见证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和机遇。包括麦当劳（McDonald）在内的连锁餐饮企业被指应对其高脂肪含量食物可能引起的，包括心脏病在内的社会健康危机负责；耐克（Nike）、李维斯（Levi-Strauss）等采用大量代工生产的服装企业被曝出血汗工厂丑闻；沃尔玛（Wal-Mart）等大型零售商则因为没有善待员工而一度备受指责；倡导咖啡和社区文化的星巴克（Starbucks）曾因剥削咖啡豆种植农户被推至风口浪尖；以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为代表的能源企业更是成了环保势力的众矢之的。当这些企业因成功而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因影响而受到更多关注，因关注而被赋予超越企业盈利的要求时，它们失责导致了来自消费者、媒体、社会组织、立法机构乃至政府的压力，不仅敦促这些企业重塑形象，也同时催生了社会各界对企业所应履行的社会责任的思考。
虽然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在以自由市场和政府调控为争论核心的学术界一直处于边缘，并且对此展开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停留在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经营表现的实证关系层面，但上述企业成功走出危机，而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场所环境、劳工待遇、供应链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先行者，或索性促使特定行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可回避地去面临某些议题时，企业社会责任在西方多少已经成为一股外生力量，不容企业以自身盈利为唯一目的。
公共事件的影响力向确立行业行为准则、制定国家与地方立法和国际惯例等领域延伸。从20世纪陆续出台的各国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到《世界人权宣言》、《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国消费者保护准则》、《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千年发展目标》等国际文件被贯彻到企业经营行为中，到20世纪末期美国“社会责任国际”组织（SAI）、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相继制定在劳工和环境特定领域的国际标准，再到21世纪初期出现较为全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框架，包括联合国启动的《全球契约》、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发布的指南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ISO26000指南。
1978年，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元年。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试图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之初，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锋力量。新中国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企业家在那个年代开始了原始积累；同时，来自港澳台以及西方的境外资金，通过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将中国打造成又一个“世界工厂”。中国正探索一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鼓励民间资本积累，吸引海外资金流入，踏上“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征程。
与资金流动相对应的，则是人力资本的流动。20世纪末，中国城乡涌起了声势浩大的“民工潮”，至今都是造成诸多“中国特色”社会现象的重要因素。然而，珠三角深圳特区致丽玩具工厂的一场大火，却成了盛宴与狂欢时当头的一盆冷水。全名“深圳市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是一家港资企业下属的工厂，主要生产国外品牌的代工玩具。1989年建厂，1993年11月19日发生特大火灾，当时厂内400多名打工者中死难87人，震惊全国。中央派出调查组，深圳成立事故处理小组，这场大火直接加速了1994年新中国第一部《劳动法》的问世。
比《劳动法》早一年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有其所谓“内幕”。除了缺乏对产品质量的法律保障外，公众作为消费者，对何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何伸张权益的拷问，与历史空白形成尖锐的矛盾。20年前，当超市还是新鲜事物时，几乎每家超市门口都挂有“本公司保留搜查顾客所携带的包裹的权利”的告示牌。1991年12月23日下午，一对在北京国贸大厦惠康超市购物的姐妹俩被无故搜身，她们欲状告侵犯其权益的超市，却投诉无门。
比改革开放更早几年的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并于翌年参加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成为中国“环境外交”的开端。在其后的80年代、90年代，“环保”成为一个概念，走进中国。然而，环境污染的后果往往随着时间推移才能显现，而儿童血铅超标和癌症村的悲剧都不足以带来切肤之痛。直到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才在全国范围内激发起公众对 “环保”的感知。是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一车间发生爆炸，约100吨苯类物质（苯、硝基苯等）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水严重污染，沿岸数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国家环保局局长请辞，事件直接成为 “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历史背书。而厦门市于2006年引进总投资额108亿元人民币的对二甲苯化工项目（俗称PX项目），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抵制的群体事件，则成为了中国公众大规模参与环保的重要转折点。
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矛盾逐渐显现，背后则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
企业运营所带来负外部性，正用另一种方式试图加以弥补。1989年，“希望工程”在全国启动，声势浩大，那帧《我要上学》照片中的大眼睛女孩成了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公益事业的象征，而影像之下，则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由企业捐赠建立的“希望小学”。2008年汶川和2010年玉树的两次地震，让中国企业开始在公益事业投入中找到了“存在感”，并领受着由此带来的品牌美誉度提升。近年来，非公募基金会的成立，使企业从国家推动公益事业的响应者，成为了公益领域的弄潮儿。
以上种种诉求，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里碰撞，等待更多的回响。
顶层催生的“中国特色”
当诉求仍大部分基于事件本身，尚没能引发对于这些事件背后企业社会角色的关联性思考，以及缺乏对企业应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履行哪些社会责任的系统探索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似乎又在其西方榜样那里找到了可以拿来即用的产成品。
21世纪初期，部分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发布了针对中国市场的企业社会责任国别报告。
2006年，国家电网发布首份央企社会责任报告，同年深交所颁布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鼓励上市公司以此为依据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自此，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议题就在一轮接一轮的报告发布，证交所、国资委等具有浓重官方色彩的机构部门出台指引，以及商业媒体举办以报告为基础的企业社会责任评比中，蓬勃发展起来。2006年32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公开发布；600份的发布数量使2009年成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井喷”之年；2010年以后报告发布稳定增长，2012年已有超过1 300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外发布。但是，有多少企业全面反省过其经营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一时间，“企业社会责任”一词未经思考就开始自上而下地改变中国。
这样的发展路径至少揭示了两个问题：
其一，企业社会责任在西方发展接近半个世纪，各类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已经面临了来自消费者、社会组织、政府，最后反应到市场和经营表现中的危机和机遇，在特定成熟阶段才开始以公约、报告和披露指南等形式呈现出来。在中国，社会各界对消费者权益、劳工权益、普遍人权和环保议题的认识尚且刚刚形成，而以此为基础的企业社会责任刚一出生就进入了早熟的报告发布期。
由此引出第二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市场和社会变革才见曙光，“企业社会责任”一词就以灌输性的方式进入中国企业的话语体系，而与公众的意识形态严重割离。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是如何被理解的？
国际通行的框架指南—GRI指南和ISO26000指南都是为推动各类机构，不仅仅包括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实现世界范围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制定更是为了联合成员机构为实现更为广泛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而共同努力。反观国内，似乎框架指南更多是为了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且不谈何谓“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这种“道”和“术”、长远和短视的目标差异，就已经将它置于一个较低的位置。
当然，目标的达成还需要通过整体内容来支撑。纵观目前系统化的国际企业社会责任指南，以下几个方面往往是不可回避的披露内容：劳工、消费者权益、人权、环境、反腐败与反不正当竞争。血汗工厂和劳工运动直接导致对人权和劳工问题的关注；产品与服务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视；企业应该为其生产、销售、物流等运营环节，对供应链和环境负有责任；对大企业权力扩张的警惕则成为反不正当竞争的基础。回顾企业社会责任在西方的发展，无一不是社会力量和市场推动的结果，而绝非行政压力或学术研究的产物。
这些社会问题在高速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国，不正可以找到一一对应？然而，顶层压力催生的“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正试图避开问题的核心。
2003年多地出现了“民工荒”，并且一直延续至今，长假以后的用工问题或许严重困扰了生产企业，但这不正是广大民工面对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做出的理性选择？难道说，雇佣关系中的责任仅仅只是对行政员工履行，而排除生存状况真正堪忧的生产线工人？安全事故频发、超时工作、欠薪、加班费拖欠等侵犯劳工基本权益的现象尚且存在，包括结社自由、承认集体谈判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消除就业歧视等方面在内的国际劳工问题核心内容则无从谈起，也更不会在工人不堪重负跳楼轻生前施以人道关注。在大多中国企业的观点中，避重就轻的培训与能力提升，成了企业对员工应履行的大部分责任。然而，基础不在，何来高楼？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成了中国民众时时揪心，几乎丧失信任的一大议题。原本在企业对市场、对消费者应当履行的责任中，处于基础位置的是产品质量问题，以及消费者知情权和安全保障权，在食品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中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苏丹红鸭蛋、瘦肉精、三聚氰胺奶粉和牛奶、地沟油、染色馒头、塑化剂有毒食品的不断“推陈出新”，消费者几乎无暇顾及其他诸如公平交易、依法求偿等权益，企业更不会履行其对市场和消费行为进行正确导向的责任。此时，当蒙牛、茅台要说社会责任的时候，他们在说什么？
企业环境责任领域，从2010年紫金矿业铜酸水渗漏事故，到2011年渤海蓬莱油田溢油事故、哈药总厂“污染门”、苹果公司中国代工厂污染环境，再到2012年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加之血铅超标事件历年来频发不止，日益显现企业经营所造成的严重负外部性以及企业唯利是图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而当中国企业纠结于“三废”处理时，西方企业的环境责任已经延伸到系统化的碳足迹和水足迹追踪、生物多样性保护，甚至是实验动物保护，后两者与在全国引起争议的“活熊取胆”事件，形成具有讽刺意义的对比。
“中国特色”责任更多
“中国特色”，难道应该是对人权、劳工、反垄断、反腐败等内容，以不适用为由不予披露？难道仅仅是被动的危机公关辞令，或是企业不明就里的形象工程？还是真正来自于企业自身长远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诉求？如果是后者，那么现阶段，“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比西方企业的社会责任具有更多内涵。至少，企业在市场机制中承担的经济责任就更为重大、更为复杂。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经营惨淡，2/3以上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而在1997年实现国企脱困的背景下，却实际上扶植起了一批行业垄断、地方垄断的巨头。虽然每年央企数量都在减少，但余下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在政策、资源上享有优势、占有的利益、拥有的权力不断扩大。一轮轮实际上“国进民退”的政策推动下，民企和中小型企业生存压力巨大，生存空间岌岌可危。很多集中于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通过往往是偏高的行政垄断定价，将税收负担转嫁给了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和最终的消费者，其中典型的就有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原油进口限制给其带来的优势下，不仅使下游民营企业不得不在边缘谋取生存，也让广大终端消费者为产业链的高成本买单。而当享有资金优势的央企纷纷涉足房地产行业时，同样的结果可想而知。
在国企存在的背景下，反垄断以及整治垄断前提下滋生的严重腐败问题，必定是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议题，但现实的情况南辕北辙。
与此同时，公平运营与公平的市场竞争中还应该包括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以人口红利和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承担的巨大风险之一，是企业创新能力的丧失。当缺乏创新力的企业企图无视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模仿甚至剽窃不劳而获时，对原本具有创新动力和能力的企业同样带来打击，由此陷入恶性循环。企业专利侵权的纠纷往往存在于中国企业与外企之间，当中国企业对美国“337调查”尚且摸不着头脑究其为贸易摩擦和技术壁垒的时候，是否真正思考中国企业占居后发地位时其自身对维护公平竞争，保持社会创新力所应履行的责任？而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知识产权侵权事件普遍、分散、动态的呈现，也让包括搜索引擎、视频网站等不少国产互联网大企业的侵权行为处于灰色地带。
当中国企业已经习惯了将公益慈善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充实内容，抵消负面影响，而忽视公益解决或缓解社会问题的本质时，这与借由“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有选择性地履行责任，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来回避责任，已经成了同样的弊病。当“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成为宣传品，而非自我反思和信息披露的渠道，实际上是在消解公众对于报告、对于企业本身的信任。
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是基于企业身处广义上的生态圈，有责任面对社会问题，并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还是海市蜃楼般的构想和勾勒“社会责任”为何物？其与西方企业的社会责任如果真的存在差异，那么差异来自于“企业”，还是“社会”，还是“责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社会”对中国“企业”“责任”的要求，中国“企业”对中国“社会”所承担的“责任”，难道不是应该更多，而是更少？
